交界处的小炮楼

健身先健心

Wed, 15 Apr 2026 00:00:00 +0000

众所周知，我一直都是个纯死宅室内活动人。各类体育运动和我都是不沾边的。但是我最近突然开始动了。起因是某日和朋友聊到发愁自己身体不太好，担心要活不过那个想活到一百五十岁的人了；毕竟我父系那边全家都有糖尿病，遗传学角度讲我稍不注意就会中招。还是从今天开始尽量给自己晚年幸福生活积积德吧。

恰好在B站首页刷到了几个减脂教学视频，就被算法一发不可收拾地灌输了一整套理论。我发现，我自己简直是减肥圣体：什么鸡腿肉西兰花虾仁豆腐，本来都是我最爱吃的；粗粮在我这也不输给白米饭；游泳跳绳也一直都算是我比较喜欢的运动。于是我试着吃了几天燕麦泡牛奶替代米饭和面条，发现二十余年来晕碳的毛病大有改善，简直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古代怕饥荒，喜欢吃囤积脂肪食物的人活了下来；现代怕肥胖，喜欢吃升糖慢食物的人活了下来。面对这种荒谬的自然选择，除了迎难而上给自己洗脑U型转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都说健身先健脑，意思是没有营养科学的基础，胡乱用力是练不出身材的；要我说呢，得再加一条：健脑先健心。

没有一个好心情，也就没法有一个好脑子控制自己。大量例子表明，现代身材管理的本质是情绪管理：物资丰富甚至过剩的如今，人们可以随时廉价享受快乐高油盐糖好吃好喝爽一把，把任何一点悄然滋生的不悦抹杀；睡觉前心里空空，一口气刷手机到凌晨三点，皮质醇咔咔暴涨，内脏脂肪油然而生。如果现实生活充满了对你的捶打，那你的品德再怎么高贵也不可能单凭意志力坚持所有的健康生活原则。某处缺失的情绪价值总要在另一个生活的关节里补上，撒娇，饕餮，发疯——人为什么就不能在渴求被爱中自我毁灭呢？

我也确实是减肥圣体了——我其实从来都没有靠饮食调整心情的习惯。不过即便如此，多年来我也一直都是久坐少动。“逼自己每天运动个半小时”让我心里空空，“坐了一个小时就要站起来活动十分钟”打扰得我烦躁。只有那种在虚拟世界里久久沉浸的瞬时永恒，能让我进入心流，感到心安。

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轨迹上，在身心健康这方面也是长期活在谎言里。家里人恨不得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塞进你的嘴里，吃得不够撑还要被骂活该长不高。在学校里，越是能久坐发呆的孩子越能得到表扬，只要纸面上的数字够高就好。老祖宗的白米粥乌鸡汤是好的，洋鬼子的大肉排全脂奶是坏的。四肢发达的人一定是头脑简单的，高学历就是学识渊博更体面高级的，只要男人有钱哪怕肥头大耳脏臭阳痿也是女人该嫁的。

没人关心一个小孩心里怎么想的，也没人关心这些动作是否触及到了一只猴子生理上的客观极限。这些烙在脑内的思想钢印在进入社会后立刻变成了生物生存的不利因素，坚持以这种生活方式奋斗，不用十几年就能助力年轻的企业家暴毙。面对充满了谎言和暴力的成长环境，除了长大后咬紧牙关再给自己洗一把脑搞搞新意思，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说来奇怪，按理说人随着年龄增长应该越来越难以改变才是。我本来以为我可能一辈子就要当一个久坐不起的废物了。但这几年来，逐渐地，我发现纯坐着会让自己身体更不舒服了；只盯着一两样东西玩也越来越没意思了；戴上耳机听播客陪伴，出去走一个小时似乎也没那么有浪费时间的负罪感了。突然想举铁也是比较偶然。因为最近几年自己搬家安装家具比较多，就觉得偶尔用用力把肌肉弄酸痛也爽爽的。我不喜欢健身房的环境，就干脆研究一下怎么居家也能用两个哑铃穷鬼健身。

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最近几年才能够逐渐察觉到这些细小的美好。可能一方面是所谓的前额叶发育成熟了，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压力小了不少，很多客观上的烦恼也确实不复存在了。

具体到我个人的经验说，这可能是因为我加入了全球第一大的企业，现在早上十点到岗五点走人。和我以前在北京早九晚七的生活相比，大概算是多了每天两小时的闲暇时间。可以在饭点前为自己做饭了——鸡腿肉西兰花虾仁豆腐来回做，还能第二天上班中午吃。可以多打会儿游戏看会儿书，获得那种“今天没白活”的错觉了，也就不用睡前没完没了地刷手机补偿自己的自命不凡了。生活质量的微妙天平，就这么缓缓越过了斩杀线，从恶性循环摇到了另一边。

说实在的，我也不想整什么读者意林式的批话——但是朋友们，早下班俩小时真的有用。

译文 | 习近平的浮士德时刻

Sat, 31 Jan 2026 00:00:00 +0000

注：本文原载于2021年7月1日，AsiaTimes 网站 Xi Jinping’s Faustian moment，作者是 David P. Goldman。

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歌德，《浮士德》

正如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最近在《伦敦书评》中所详述的那样，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波及了当时年仅15岁的习近平。

作为被红卫兵打倒的中共元老之子，年轻的习近平被下放到梁家河插队。梁家河是个位于陕北荒山秃岭间、极其贫困的山村，人们住在没有窗户的窑洞里。

正是在那里，另一位流落此地的少年借给了他一本歌德的《浮士德》。习近平反复阅读，直至烂熟于心。他在会见安格拉·默克尔时亦曾吹嘘起此事，表示这绝非虚言。

对于一个由巨幅宣传画和晦涩的官样文章堆砌而成其公众形象的人来说，这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重要的数据点。当然，第二个数据点是他娶了彭丽媛——一位因演唱情绪饱满的乡土歌曲（Heimatslieder）而闻名的歌唱家。

歌德的这部宏大戏剧是现代文学的定鼎之作。该剧几乎全篇以押韵诗句写成，其行文用语兼具通俗与雅致，以至于难以翻译。

在1832年完稿后的一个世纪里，《浮士德》占据了整个文学界的视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于1821年出版了部分译本，珀西·雪莱也试译了几个场景。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马修·阿诺德理所当然地认为，歌德是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作家。

然而，T.S.艾略特的恶劣影响，更不用说两次世界大战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德国的厌恶，在英语世界埋葬了歌德的名声。如今，很难遇到懂这部作品的美国人。这很遗憾，因为《浮士德》可能是西方分析家窥探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之人内心的最佳窗口。

（关于《浮士德》及其现代接受度的更多讨论，请参阅近期发表在 Tablet 上的这篇文章。）

歌德解释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给了我们物质保障和个人选择。但安逸滋生自满，而对自由的肆意挥霍让我们对生活本身感到厌倦。

歌德的主人公并没有像歌德取材的民间传说那样与魔鬼做交易。相反，浮士德与魔鬼打赌：没有任何诱惑——无论是金钱、性、爱、美，甚至是物质进步——能让他沉溺于自满之中。

《浮士德》以对《圣经·约伯记》的戏仿开篇，故事的序幕发生在天堂里，撒旦请求获准去诱惑神的仆人浮士德。

但整部《浮士德》用现代世界独有的方式重塑了约伯的主题。歌德狡黠地颠倒了圣经的前提。为了试探乌斯地的义人（约伯），圣经中的撒旦夺走了古人可能想要的一切。而歌德笔下的梅菲斯特则通过给予现代人可能渴望的一切来诱惑浮士德。

根据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契约，如果他对魔鬼的礼物感到满足，以至于想要留住当下的时刻，他就将输掉自己的灵魂。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十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勾勒了一种可谓之“浮士德式”的经济哲学：

我个人认为，这种勇于挑战和自我发现的古典精神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质。通过展示个人的冒险活动如何为社会带来利益，经济学有助于社会适应奥古斯丁¹所说的我们“内心的不安”。这是我们人性中更好的一面。压抑这种不安的社会将会停滞并消亡。经济学中的道德问题既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不是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而是人类制度如何被塑造以符合人类本性——即人作为创新者的本性。

费尔普斯对人类奋斗的深思，把我们带回了习近平对歌德《浮士德》的痴迷。

西方评论家日常轻视习近平为一个守旧的共产党黑帮头子。在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那篇文章中，卢特瓦克认为“习近平达成了他自己的浮士德式交易；不能只说这场交易的对象是共产党，而更要强调地指出，这是毛泽东的政党：他一直在努力恢复他的前任们曾逐步削弱掉的，毛泽东的权威。”

单就歌德原文这方面说，卢特瓦克的定性完全错了；如前文所述，歌德的剧本里并不存在什么“交易”。

卢特瓦克试图将习近平描绘成新毛主义者的说法过于简单化了。2012年，习近平粉碎了重庆市“一把手”薄熙来的权力。薄熙来被认为是中国新毛主义“新左派”的领袖。薄熙来被判腐败罪，至今仍在狱中。

习近平支持李克强总理和在哈佛接受过教育的副总理刘鹤，刘鹤与费尔普斯私交甚笃，并推动了费尔普斯代表作《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的翻译，该书在中国已成为畅销书。

费尔普斯认为，创造出非凡经济扩张时期的，既不是科学发现，也不是工程专长或企业家才能，而是社会各阶层拥抱创新的意愿。

哥伦比亚大学官网的一篇报道称：

李克强总理与费尔普斯于2014年首次会面，当时费尔普斯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对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当时，费尔普斯向李总理赠送了他著作《大繁荣》的中英文版。李总理在2月5日²的会晤中指出，费尔普斯的《大繁荣》对中国创新的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2月，《亚洲时报》有幸刊发了费尔普斯关于中国经济的白皮书。

浮士德式的经济政策未必是仁慈的。在歌德的戏剧的第二部里，浮士德指挥了一个围海造田的巨大工程。他坚信一个必须每天为生存立足之地而战的民族才不会陷入自满。他宣称：

你要想一切法子，

前去招募大批民伕，

用酒饭和严规加以鼓舞，

出钱、诱骗或者压制！

你要每天前来向我汇报，

进行开掘的沟道掘了多少。³

浮士德的宏大工程绝非毫无痛苦或令人愉悦。相反，浮士德能做出极残忍之事。他的命令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为了给工程让路，必须要把一对老夫妇驱逐出住处，而浮士德的监工，魔鬼梅菲斯特杀死了他们。

人们不禁会好奇，习近平是如何解读这些诗句的。

在 First Things 的一篇文章中，彼得·蒂尔（Peter Thiel）评论道：

我们很容易嘲笑浮士德，即使是他在歌德笔下那个最高尚的化身；彼时启蒙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希望远比今天宏大。诚然，像浮士德那样忘记不朽的灵魂，转而忙于围海造田的项目，似乎有些滑稽。

我并不认为悲剧性的后果是对浮士德宏大工程的否定。在那对老夫妇死后，浮士德被拟人具象化的“忧愁”所纠缠。尽管如此，他对“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的愿景的宣称可能会促使他拥抱当下的时刻。（他并没有完全违反赌约的条款，他的灵魂是安全的。）

浮士德在临终前说道，“智慧的最后总结”是：“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原文是：Nur der verdient sich Freiheit wie das Leben / Der täglich sie erobern muß。半个世纪前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从此它便成了我的座右铭。

人们只能猜测习近平对《浮士德》作何想法。我推测，他将自己的政权视为一场永不停歇且不乏残酷手段的，针对“自满”的无情战役。其将驱使14亿中国人民去实现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成就与创新。

他可能相信，只要不陷入那种感染了众多前朝的自满而麻木的状态，他的王朝就会长存。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习近平是西方遇到过的最可怕的对手。

关联阅读

希波的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of Hippo 公元四世纪神学家、哲学家 ↩
2018年 ↩
浮士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6 钱春绮译 ↩

达利特领班会梦见阿修罗入关吗

Sat, 31 May 2025 00:00:00 +0000

因为之前曾参加过播客不合时宜的线下活动（靠一篇读后感被翻了牌子），也就加入了不合时宜的微信粉丝群。前两天¹突然看到，那个沉寂了很久的群聊里，有人发了不合时宜被声讨的负面舆论事件帖子。其大概的内容是，主播给实习生的薪酬很低，甚至还克扣了部分退税款项以及没有在实习生负责的项目内容中添加署名。实习生在与老板交流未果后，选择了贴大字报自爆。

在小红书的相关事件帖子下的回复热评让我深有同感：

一开始我就觉得，他们就随便聊聊当个乐挺好的。三个媒体人一起聊天，让我们这些外人也能一窥媒体人的生活日常和关心的内容，长一长见识，还是很正面的。他们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这么个副业，没想到做到了中文播客界的头部。她们往后想商业化发展，却又不能投入大量精力，最后闹出这种一地鸡毛的事件也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实际上，我从们开始办社群收钱之后我就再也没听他们的节目了——不是说不能商业化，就是感觉他们这样做事没什么诚意。

当然我必须得说，听他们的节目还是学到了一点对我有用的东西的。比如说，尽管孟常是个搞笑的睡粉女权男，但抛开这些人设和私德不谈，我还是很钦佩他探索世界追求真知的纯粹的。王磬和孟常作为经历过2008年奥运的一代旅欧留学生，他们在节目中也反复提及过全球化退潮给他们带来的震撼，以及他们通过西方各类基金会注资的项目在欧洲求学并招到工作的旅程。听他们讲有趣的旅欧冒险经历，也给了我很大的底气和灵感探索更大的世界，我着实为此感谢他们。

王磬90年出生，孟常是89年的。若含和我是一样是96年出生的同龄人，曾供职于被当局干烂了的《好奇心日报》，后进入苹果的宣传部门工作，后来又追随着两位好友的步伐决定一同润欧。听他们把自己打造成偶像，分享私生活的《不时夜谈》，可以一窥这些人的困境：孟常曾谈起他们中的一些朋友，在风口上挣了大钱，买了核心地段的房子，甚至还有的拿了西方国家的绿卡；然而，孟常表示，这些人“内心空虚”“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很显然，他不在此列。

讲这些不只是我有着八卦那些看上去“高高在上”的公众人物的怪癖——了解典型个人的出身，也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基本上就是一流高校的90后体制外文科生的文化生态缩影。在光怪陆离的旧时代，中国当局还没有对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所谓普世价值那么提防。出国留学听听洋和尚念经，又或者只是随手学一学西方的那一套，然后把这些东西卖回中国招收更多学生，占据教育传销的有利地形，是她们那代文科生的典型发财之路。如果没这么做，那确实是被同龄人落下了。

不论是《随机波动》这样的中文播客的头部白左念经学家，还是《不合时宜》这样的拙劣的模仿者，以及我的某位老朋友进一步拙劣模仿的那个脱胎于某头部文化传媒公司的女生宿舍聊天节目，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她们之所以能占据一方市场混口饭吃，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构建起的这一套世界观，对被残酷又无趣的中华爹味叙事压迫了许久的年轻人是极具吸引力。这样的现状，给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中文文化圈果然还是一篇蓝海，有一搭没一搭地念白左经做播客，都能给缺乏了解外部世界渠道的洼地群众提供如此重量级的情绪价值。我的第二个感受是疑惑：我们90后这代人是不是也要变得固执而愚蠢，从高光年龄段退场，在开始变得愚蠢的35岁之后把世界留给和我们观点不一样的年轻人了——风，是不是要变向了？

把镜头拉到略显简陋的另一边。在幽怨的共情余音和粉红色的气泡之外，中文互联网还有另一片弥散着雄性荷尔蒙的蓝色粪坑。那里的男孩子们骄傲地挺着黄脖子。我把这群构成了知乎基本盘的男性青年称为“鲁大海”。他们就像《雷雨》中的那个可爱的青年工人那样：有一点知识和对社会的认识，但不多；掌握了某种先进的生产力，但没那么有钱；有一些改变世界的冲劲儿，但也会在面对真正的强敌时手足无措。

鲁大海们单纯可爱，希望自己能通过勤恳的努力得到心上人的爱。他们想不通为什么相处要好女孩子不能臣服于他们儿时的那套温馨叙事，却被那自己念不透的女权左经拐走，成了再也不能相识的，口是心非的索求彩礼的疯婆娘。

鲁大海们寒窗苦读了十几年，相信努力就该得到回报。于是他们仇视丁真这样的，仅凭一张脸皮就能被当局造成神的小白脸，想尽一切办法挖苦他，换取精神上的胜利。

鲁大海们有志成功。他们被帝国造出的各类棍子上的胡萝卜牵引着，背上了贷款榨干了剩余价值，但又渴望为帝国效力，换取伟大复兴下的人上人地位。

鲁大海们囿于此，却又以此为傲。

于是乎，在民族主义的斗争话语下，他们把一切有悖于自身从小接受到的关于人生正轨的教育都视作西方等级秩序话语的邪恶阴谋。自那个满清入关大明的比喻后，他们又用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来讽刺调侃西方主导世界的现实：欧美是婆罗门，中东产油国是刹帝利，而那些试图移民至西方社会，接受西方主流思想的亚洲人，在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人眼中的贱民——达利特。顶多是在表忠心后可以成为一个小领班罢了。一个亚洲人真正想要挑战秩序改变一切，还是得跟着东亚最伟大的帝国走，化身而为破坏神阿修罗，才能开辟出一个新世界。

毫无疑问，无论是最早那批弄民运的，后来那些搞启蒙的，还是现在这批录播客的，他们都是这一话语体系下，助纣为虐的“达利特领班”。尽管不能一概而谈，但在当下这样内外分明针锋相对的舆论场中，我姑且把他们统称为“旧时代的自由派”。“自由派”在建制派群众的怒火下从一个中性的政治哲学术语变成了一个贬义词，“自由”二字变得和威胁民族存续的敌对势力关联了起来。

然而，追求享乐、自由，和真理，渴望爱、认可，和治愈，这都是人之常情。无论什么出身，什么来历，人们都会追求这些。哪怕是中国官方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也含有“自由”二字。有些人在旧时代就曾享受过这些，被天下大同的允诺塑造；而有些人，一直在求而不得的愤懑中积怨罢了。

只是，那个旧时代和旧世界在退潮，有人却还在留恋着那片海。和我曾一同经历过那场波涛的同龄人以及大我几岁的80后哥哥姐姐们，留在了那片汪洋里，成为旧时代的注脚和孤独的守望者，争取把这份甜蜜的回忆再卖出去几份。

如此拧巴的现状的实质是，所谓的中国自由派群众，他们拿手的地方只有舶来的文化议题，经济和政治水平为零，毫无实际上的权力依靠。这些人之所以会忽视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很简单，他们能出国留学，过着体面的潇洒生活，多半是靠父母改开期间原始积累的不义——或者说，不运之财。毕竟，有谁能说清楚谁拿到天上掉的馅饼是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呢？更不要说很多人的家长——也就是金主，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他们当然对真正的弱者缺乏同情心了。他们当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反抗者了。他们只能对着美西方那一套现成的说法沐猴而冠。然而，ESG 鼓动下大力发展的 DEI，无非是另一种姿势的马列毛邓三科习罢了。这种人怎能承担起改变中国社会的责任呢？达利特领班会梦见阿修罗入关吗？

我时常在和朋友聊天时爱之深责之切地将之称为“留学生狗粮式蓝党”。如今，美国的野心家 Trump 卷土重来，搅浑了帝国的水。至少，这四年狗粮是不够用了。不过我倒觉得这不是坏事：没有了狗粮，年轻人才能真正反思自己想要的要做的到底是什么，这片土地才能孕育出真正自发的解放者，两种彼此仇视的自由才有可能实现大和解。

我猜，一切也正如一百年前的同样的故事。最初由吃苏俄大爹补助的傻白甜留学生和野心家特务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在一个不愿离开家乡的外围参与者鸠占鹊巢的改造下，实现了本土化的蜕变，并凭此夺取了至高的玉座。又到如今，其变为了当初自己最讨厌的保守官僚帝国模样——当然这是后话。

正如网左们非常爱说的那句话“我离开之后，你们都是我”。革命者依赖上游撒狗粮改变世界是没前途的。对个人也好，对群体也好；婆罗门的达利特领班也好，沙皇的农奴领班也好；这总是个成长的故事：失去了父爱和狗粮之后，剩下的那批没有被杀死的年轻人才能真正长大。

直至今日，种姓制度依然在印度广泛存在着。有中国人会借此做喻，其多半也是潜意识里认可这样一套叙事的。我们都会被从小灌输的知识形塑思考模式，所以我们自然会想到王朝的兴衰更迭，总会走向这样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不过，真实的世界总比我们大脑认知模型里的要复杂得多，也从来没有人能真正靠读历史就把未来预测准的，更不要说一个人总是活在自己童年青春的那十几年里了。

事情总要起变化的，事情总归是要起变化的。

照片摄于2021年6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建投书局，不合时宜两周年线下活动。那天天很热。最左侧的人是孟常当时的女朋友，青年导演郭容非。她正在给自己的男朋友用自备的相机拍照。最右侧被我拍到侧脸的人是性别研究学生，自称性别酷儿的直女 Alexwood。

本文最初写于4月10日。 ↩

关于生育率的随想

Thu, 05 Dec 2024 00:00:00 +0000

现代社会诸国生育率低下的原因被大家广泛讨论。很多人都从文化角度入手进行各类分析，认为很多美好的旧文化不复存在，是生育率崩盘的核心原因。在我看来这类思路完全是倒果为因。任何文化都是某种生活方式结构溢出在舆论场中的表象，而非事情运作起来的根源。

从让人产生某种念想的“第一性原理”出发解释这个问题，生育率降低最关键的原因只有一条：驱动人们生育的负面情绪越发稀少了。

最首先的一个负面情绪来源就是物质上的生死。古代人类生产效率低下，一个人失去劳动能力后很难靠劳作获得必需的生存物资养活自己。从古至今，全球各个文明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为的就是在缺乏食物保存技术和物资交换系统的情况下让自己失去劳动能力后依然能在值得信赖的人帮助之下苟活一段时间。然而，发达的食品工业、通畅的商业物流，和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终结了这个“传统”。任何人只要坚持工作三十年，就能拿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金，确保自己晚年饿不死。这一现象是最近几百年才涌现而出的。如此生活方式，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人的直觉，让人失去了生养后代的本能。

精神层面上可能因没有子嗣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也被消除了：吃饱后，人类进一步的精神需求是社交需求。在文化产品贫瘠人均文盲的远古时代，人们会很自然地选择从肉欲中寻求精神上的欢愉，孩子就这么不幸地诞生了。现代文化工业摧毁了这一原本非常自然的过程。只要一台智能手机，人们就可以和童年时的朋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同做游戏，获得那份轻松的快乐，永远长不大也无所谓了，没有同享肌肤之亲的亲密伙伴也没那么让人羞愧了。商业化娱乐产品带来的乐趣并不比做爱差多少，更不要说避孕的手段也越来越靠谱了。

还有一个精神层面上催生的负面情绪，是面对死亡和意识终结的恐惧。似乎有个血缘相连的孩子，就有人能继承自己的意志了，生活也就有希望和盼头了。然而，聪明人都能看清楚冰冷的事实：不管少了谁，地球都会转，功成未必需要在我，我在也未必能成功。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了，谁都能念上两段天下大同的哲学理想，跟着后现代虚无主义思想指导下写作而成的剧目吟诵几句玩世不恭的台词。这些新时代的精神鸦片让人觉得“自有后来人”，多少把这份恐惧冲淡了几分，让每个人都变成了无需苦行也能成佛的僧尼。

至于生娃带来的正面情绪的那部分呢？反而变成了让人不想生的负面情绪。曾经农业社会下，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个体户企业，人们每生一个孩子就等于为自己的家族培养了一位新员工，生产了一根机械臂，是集体向前进发的新希望。每个大户家族都以人丁兴旺，能带队攻陷更多适合耕作的土地而骄傲。今天，培养一个能为家庭带来经济增量的孩子的成本极高，且缺乏稳定的预期。父母们再也不能贪婪地剥削自己产下的崽，制造马尔萨斯的诅咒之下的庞氏骗局享福了。中国仅有的经济发达且生育率的省份是广东。正是因为该依然存在大量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企业，依然适用旧时代的那个原则。然而，在大型企业全球化标准化席卷世界的过程中，这类经济模式还能维持多久也是个问题。

多生孩子的内在正向激励只剩下了当自己事业有成生活有进步希望的情况下的扩张欲望。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不可能什么时代都让绝大多数人取胜的。经济是个体互相自由交易的结果。交易的过程中，总要有人扮演消费端的下位者，有人扮演组织生产的管理者。如果一定要在经济上有所成就和进步，支配更多资源才愿意去生育，那对占人口绝对多数的经济上的被支配者来说，这世上已经不存在任何正向理由去生育了。

这一逻辑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下就有不同切面的体现。比如说，发达地区里，各类来自落后地区的新移民生育率高；又比如说，美国的生育率在发达国家中算高。或锐意进取或天赋异禀的一代移民在新环境奋勇搏杀，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对未来有了盼头，就想多生。然而，等到他们的下一代成为了本地人，大多泯然众人，和多数普通人同样看不到盼头，生育率和先前的本地原住民趋平。至于美国人的好日子，众所周知，多半是靠美国霸权所维持的美元超强购买力收割其他国家所得。说得难听一点，一户美国人家愿意生的背后，是三户东亚人家的绝户。这不过是制造了更大的熵增之下的负熵。

只有当思考到了这一步时，才能由此开始真正说清楚文化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新的生产关系下，旧文化已经破产了。如果我们的社会依旧按照弱肉强食力图淘汰无用之人的旧文化运转，都像老中一样每天只想着互相较劲，把看别家绝后当乐子，那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从养育中获得快乐。那么，在工业社会的诸多诱惑和退路之下，人类文明只有人口萎缩一条路可以走。只有对包括生育在内的各类传统提出现代化诠释，才有可能塑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用以传承人类文明的宗教。

可能有朋友会说，为什么一定要有一款“用于传承文明的宗教”呢？累了，毁灭吧，赶紧的——我不是什么宗教人士，但我见得多了。当环境剧变时，自然选择不够彻底的族群中，会展现出本能对人的蒙蔽能让人干出多少蠢事：控制不住自己摄入营养的本能，就会在现代食品工业的帮助下吃成肥猪暴毙；因为没有野兽的追杀而放弃跑步缺乏锻炼长期坐在格子间对着显示器劳作，亚健康的状态就会伴随人的一生。更不要说各类闻所未闻的合成毒品……人类能够因为文明的进步而在肉体上不适应新的环境，就也能因为同样的缘故在精神上自绝，被敌人击溃而不自知。

我不是什么传宗接代狂。我相信的确有不少人对血缘传承就是毫无兴趣，而且这样的人一生也能活得很精彩。我只是讨厌那种被当成傻子的感觉——一想到不管是生还是不生，我的决定多半是因屈服于自己的贪婪和慵懒而做出的，我就会生出些感到自身失控的不悦。有时我们是肉体上的畜生，有时我们是精神上的畜生。

译文 | 麻烦小姐

Tue, 13 Jun 2023 21:15:30 +0000

注：原文为 Abigail Shrier 的博客文章，标题为 Little Miss Trouble。

为什么我不会等待性别意识形态的“钟摆”摇回原处。

我在上周开始了我在特拉维夫的一片城郊地区的讲话活动。和往常一样，我从一开始就扫描着观众席中是否有找麻烦的人。在第二排，一个留着平头发型的中性气质的高个子女子一直在盯着我们之间的某处，显然有些心事。几轮问答过后，她背着背包冲上讲台，手臂像一杆长矛一样伸了出来：“施莱尔太太，我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和我握手。”

我以为我当时保持了镇定，但视频不会撒谎：我跳着缩回到座位上，等着之后保安把她摔到地上。“我是一个人！我不是一种疾病！”她反复叫喊。那话里是我最熟悉的，我自己的口音：美式口音。

以色列也面临着性别意识形态的问题吗？从过去一年里许多为了自己女儿的事而联系我的忧心仲仲的家长看来，我猜是的。毫无疑问，性别意识形态是一款美国进口货，不过这也不太能安慰赖阿南纳和特拉维夫的胆战心惊的家长们——还有西班牙和法国的很多城市，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地区的家长们。这些地方的年轻人们都看美剧《亢奋》，为乔治·弗洛伊德游行。

所以我为什么要捅这个马蜂窝呢？为什么我要来到特拉维夫，这座曾有数百人敲锣打鼓游行反对我的书《无可挽回的伤害》希伯来语版本出版的，全世界最左的城市之一呢？许多人曾问过我，为什么要在特拉维夫这样的左翼大本营发声，而不是去一些耶路撒冷一类的非常理性的城市，去会见粉丝，做大家志同道合的事情呢？发出这些问题的人总是在暗示着，遭到这样的反应是我的错——是我在故意找茬。

这样的疑问存在着一个关键的错误，一种源于把这一切都比作潮汐、钟摆以及喇叭裤一类的时尚化石的错误的自负：只要我们保持沉默，极端跨性别思想就会像羽毛刘海和霹雳舞一样摇摆回去，逐渐消逝。

性别意识形态不是什么钟摆，也不会在惯性的帮助下摇摆回去。性别意识形态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宗教——心胸狭隘，要求教徒严格遵守教义，疯狂争取改信而来的新信徒。我在这里用“宗教”这个词可不是在随随便便地做比喻。

加入这个宗教的入教仪式始于一场洗礼：选择一个新的人称代词，通常还伴随着一个新名字，收获一片对你改宗的庆祝。这个宗教往往会气势汹汹地传福音：社交媒体网红们宣称自己比青少年的家长们还要了解他们最真实的自我，更爱他们。美国学校里的心理医生、老师以及学校顾问们都在无数的孩子们面前扮演着这样的传道人的角色。

当然了，世上并不存在什么能证明我们拥有了一份虚无缥缈的性别认同的具体的物理证据。不过这个概念倒是很有可能被证伪：你可以找到一大堆与之相悖的证据。但这并不重要。信徒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来存在一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与生理完全分离的性别认同。把性别认同想象成是世俗版本的“灵魂”吧。

性别意识形态依据亵渎宗教法进行监管——这类法律在加州和纽约通过，对故意错误称呼病人的医护工作者和故意错误称呼租客的房东施行民事和刑事处罚。而在法定范围之外，大多数社交媒体服务会在你被抓到亵渎宗教（比如错误地称呼导致跨性别人士心理受伤）时把你立刻放逐。大学校园以自以为是的严厉态度强制执行这些亵渎宗教法。在大学里，这些法条很少被违反。这就像是在麦加也不会有什么公开的亵渎宗教行为一样。

性别意识形态正统的拥护者把他们至高的怒火留给了叛教者——“逆跨性别者”——那些曾经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后又进行回退疗程，恢复了和他们的生理性别一致的性别认同的人。在如今的美国，这些逆跨性别者所面临的排斥和仇恨的等级，对那些尝试过离开组织严密的正教信仰社群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最后，还有，性别意识形态提供了丰富的节假日——在日历上的每个月份里都有那么一两天（除了八月，似乎八月的确不需要庆祝，毕竟那时候学校也不开门），被视为和宗教节日一样神圣。就比如说“我真的不敢相信阿比盖尔会把她的讲话安排在骄傲月之前。”所有的主要机构都被期待着——又或者说，是被强制地？——去通过把他们的 LOGO 改出一点彩虹旗的样式来庆祝骄傲月。而在其他节日里，他们不会这么做——哪怕是圣诞节。

总而言之，性别意识形态不是什么潮汐，它也不会因为月球的引力而转向。

它的拥护者们愿意去威胁特拉维夫的每一个胆敢为我提供讲话机会的舞台，并要求以色列为数不多的几家连锁书店拒绝销售我的书籍（亚马逊在当地的图书市场份额微不足道）。就像美国亚马逊和 Spotify 的员工因公司拒绝删除我的书籍或采访而辞职一样，仅仅批评我或拒绝阅读我的书对性别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来说是不够的：他们想要创造一个没有人能听到我的亵渎之语、阅读我的文章，或是买到我的书的世界。

这不是什么喇叭裤。这甚至和堕胎以及控枪一类的，美国国内正在上演的其他喧闹的辩论不太一样。当性别意识形态重塑了美国各类机构的图案，监管了他们的语言使用时，它就建成了一种沙里亚法。受宗教法律监管的社会不会自行放弃它。

所以，为什么许多美国人相信这股“潮汐”会转向呢？这是因为那些拥护者精于撒谎：

在过去的一年里，考虑到如《纽约时报》等的自由派和左派媒体，似乎已经打破常规，终于在 J. K. 罗琳为胆敢拒绝性别意识形态正统而在全球遭受抨击的三年后，发表了为她辩护的重要文章。或者最近有文章在我的书指出过性别医学的风险的两年半之后承认了这些风险，此外，英国、芬兰、法国和瑞典都在一年多之前停止或缩减了儿科性别治疗。这些文章并不代表着曾完全拒绝讨论的出版物上的真正辩论的开始，也不应被误解为如此。

他们是为了赢得更大的战争而牺牲的棋子。像塔克·卡尔森这样的曾经主持过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中收视率最高的有线新闻节目的保守派，通过数百万观众对主流媒体施加了压力。当厨房里的热量积聚到足够的程度时，即使是《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打开窗户。

但是塔克已经离开了有线新闻，那些从不关心辩论的真正的信徒将坚持要求他们的刊物再次远离辩论。当他们必须时，他们会截断一条残肢，摆脱那些更令人尴尬的失利，播放象征性的异议，并重新投入战斗。他们巩固自己的胜利，只有在明显地宣扬了一个继续保持原有立场会带来灾难的谎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出最小程度的让步。这是一次战术性调整，而不是撤退，并不意味着主流媒体或精英机构在这些问题上展开真正辩论的新时代的来临。

三年前，我出版了《无可挽回的伤害》一书。当时我预测医疗事故诉讼将结束儿科性别医学的社会传染病和不负责任的灾难。然而，现在我对此不再那么确定。目前为止，愿意在庭审中作证的医生太少。始终都是同几个名字——那些勇敢而光荣的少数人，他们面对着数量持续增长的性别意识形态“专家”大军，这些新晋的专家们为了那些只有真正的信徒才能坚守的荒诞的观点不顾一切地献身。

如果性别意识形态（或者说，“觉醒主义”——也就是那些源自学术的进步主义正统理念的极端思想大荟萃）是一个钟摆的话，那么大量雇佣的多元包容与公平管理员应该会被解雇。保守派教职员工应该会被学术部门招募，而保守派学生将通过新的项目被吸引到校园。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州将废除允许男性重刑犯自我认同为女性监狱的法律。女孩将再次被允许在田径场和奥运会的泳池中展现自己的才能，并在更衣室里得到安全保障。

我们不太可能看到这些逆转。除非在另一侧有同等坚定的人迫使对方做出妥协。

这些人就是我想要的回报。我在与观众交谈的同时，也是在与时间赛跑：与此同时，茫茫多的性别意识形态传教士从医学院、法学院毕业，获得社会工作学位，晋升成为法官。

所以，不，我并不喜欢年轻人对着我的脸尖叫的感觉。但比起数百名狂热者咆哮的喧嚣声、喇叭声和低音鼓声，我更害怕他们所力图创造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真理毫无立足之地，公平永无保全之日。

瘟疫三年小结

Fri, 06 Jan 2023 08:41:00 +0000

姥姥姥爷都确诊了病毒性肺炎，最近我爸妈和舅舅舅妈一直都在三天两头地推着轮椅往医院跑。是挺担心的，不过也没什么用。

不管是瘟疫爆发还是经济衰退，基本上最近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全都在很早之前的预料之中，倒也没有特别因此分心。半年前我就和他们说防不住，10月开会前夕，我还因为转发不明白播客的新冠政策那集，微信被封了一天（不知道审查员的母亲现在发烧死了没）。

平心而论，前两年中国的防疫做得还是不错的。连不明白播客的主创袁莉，都在2021年给纽约时报供稿的文章中夸过中国积极的防疫政策。现在二极管式地跟风说人民被关了三年要算账如何还是有点矫情。我个人体验角度讲，2021年 gap 在家准备出国真的是人生中很快乐的一年，以后肯定还会常反刍咀嚼：和生长环境的同龄人的社会时钟彻底斩断了连结，深化精进了孤独生活的习惯；宅在家里做了很多喜欢的留下美好回忆的事；学车和各路朋友吃吃喝喝逛展也没耽误。我的2021年里就没有瘟疫这回事，生活仿佛回到了瘟疫之前的世界。

到了2022年，随着新型变种的诞生，情况急转直下。不过常年关心中国时政的我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只是“终于要到这个阶段了”。我的走位运气很好，既没有像我的同龄朋友们那样20年从海外买几万人民币的机票逃难归乡，也在两年后上海开始魔怔的同时从非常便宜的航班上降落下来，基本躲过了这个大时代的所有危难。但我依然没觉得有什么可真正特别值得庆幸或吹嘘的。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人，对基层的品性，以及事务处理能力基本都有这样一个基本预估，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什么可奇怪的，该来的还是要来的。乃至到现在，虽然发生了这些事，我也依然不觉得意外。我从10月开始就和家人说，无论是否开放，冬季必然有一波恐怖的瘟疫。在这之中，我最担心的是身体本就不太好的姥姥姥爷。我已经把话说到了“不希望家人出现伤亡”的份上。我本以为稍微教我爸妈一点给老人买药送菜时的卫生常识就能成为这场大逃杀中的侥幸存活者；但事实证明，没有逐步形成的群体免疫屏障是真的不行，小聪明没用，谁也逃不过。

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的生活基本上是没什么惊喜的。2021年的岁月静好是可以预见的，下一年接踵而来的惊涛骇浪那也更是意料之中的。每当看到因为僵化的政策而产生的悲剧新闻，首先闪入我脑海的不是当事人亲友的痛楚，而是我自己的一幕幕回忆：总是要等待发号施令；总是要向上面的大人低头；总是要和规则制定者斤斤计较斗智斗勇才能换来安全感；总是要被罚站到孤身一人，望着窗外的夕阳和自由的其他同学惆怅而不知所措；总是要被按着头吃下这些被指派的苦难，承认它们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不管走到哪里，生活中永远有一块显著的庞然大物阻止你做出明显更有效的选择，让人意识到自己过着罗素的火鸡的生活——他们的计划，你的随机，你的命运。

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必须要一同引颈就戮纳投名状，编织出无论在未来何时都能同仇敌忾的回忆。从军训到高考，从走亲戚的表演到饭桌上的灌酒和互相羞辱，从集体封锁到集体感染——成了，你是我们的一员了！

有时我会想起，厌恶起很多中国人不自知的麻木，陷入一阵愤懑；有时我也不断提醒自己，现在必须要麻木起来才能突出重围。十个月前，在我登上那个航班前，在我的家人还嘻嘻哈哈地假装世界上没发生什么大事之前，我又把家里老人都逛了一遍。在那个我经历了无数个悠闲暑假和难堪春节的小屋里，姥爷颤颤悠悠地和我讲，不管以后到哪里，都不要疏远自己的家人，不管什么时候，他们永远是你最亲的人。就好像他也知道要发生什么似的。那个场合下，我知道，我该说点什么，我该做点什么，我该把那个瞬间刻下来成为永恒。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正是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不管我该做什么，我也只能和他们一起假装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前进，前进，前进进，好不辜负一些并不存在的期望。

在真实的血和坚实的墙面前，讨论不得已变成了多余的了，怀念也是，嘶吼也是。就像所有的过往一样，岁月静好很快又会生生不息，庆祝会压过清算。生命永远都是生命，那些生命还是会行走在生养我的土地上。

北美华人观察：语言和主体性

Sun, 18 Dec 2022 22:49:00 +0000

来了美国后，之前很多只从网络上了解的概念变得对我具象化了起来。我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会对所谓的“文化挪用”现象那么在意，而白左们一直在反思自己文化上的特权和霸权；至于对其中的所谓“种族矛盾”，我也只是有个模糊的概念。我总觉得，只要心态足够平和，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

毕竟，我一直都很自信地觉得，不管在何处生活，我总能对日常每一天保持均质的感受。而我从没意识到这其中的原因：我始终拥有着中文构成的精神世界大后方；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尽管客观上讲，每个人都能重新作出选择，代入某个新角色前进。但能成长并培养出这种切换视角的魔力，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中国，我是文化语境下的绝对意义的主体，不仅是男的，汉族，北京人，更甚至在对待语言方面也是如此。从小到大，我通过标准的官方中文编织自己的主体性。我活得非常自然，把这种主体地位当作理所当然。尽管在中国，各类他者们普遍遭遇的不公待遇经常促使我的危机意识让我试着换位思考一下，但这至多也都是内部的斗争。外面的事我是从没这么多想过的：包括英语在内的其他外语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工具，一个他者，一份待被发掘的宝藏。

归根到底，我能对英语的态度非常心平气和，是因为我没法和它产生太多的情感联结。因此，少数民族的身份对一代移民来讲并不算什么，毕竟大家只是来打工捞钱；而对那些降生在当地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是英语世界的他者，一旦学习英语，学习当地人制定的教材，他们就必须把自己摆在他者的位置上审视，按照白人定的规矩定义自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白女毕业典礼穿个旗袍都要上新闻被骂半天。一个中国人多半会开心地表示“感谢你喜欢我的文化”，而一个本地华裔可能会觉得“你都把专属我的衣服穿了那我还算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地方，少数民族总是被主体民族用各种阴险的方式刻板印象化，从而他者化——想想每年两会上的少数民族代表都不得不穿的奇装异服吧。

很多对中国当局不满的朋友可能无法理解这份疏离，可能会想，美国这么自由平等进步的国度真的会有这种事吗？的确，在现代共同价值的普及上，美国做得很好。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又或者说，一旦一种通用语言在某个地区成立，这也都是没办法的事。在中国，小孩会被列宁式政党的战斗语言污染母语，长大了就在网上激扬文字资本资本坏坏坏外国外国恨恨恨；而在美国，你只会学英语，英语世界的内容每天就是种族斗争同性恋，你的世界观也就被这样构建了，还没学会自豪，就先开始反思了。我倒不是说华裔小孩就一定得学好唐诗宋词才能自信起来，但如何构建起一个人的主体性，不被充满恶意的语言环境入侵，对所有人都是个重要命题。

我的这份感觉有了实证。上个月，在当地华人教会感恩节聚会上，我很难得地认识了一个今年刚念完英国文学PhD，正在一所大学任教的姐姐。因为希望能学习了解英美文化，我管她要了一份美国文学入门书单。和她聊天知道，她是在新泽西出生的。她父母都是台湾人，但她却讲一口既不带儿化音也能把舌头弯到位的标准普通话。“都被认识的东北留学生同学带跑了。”

我们聊到美国文学和族裔。她在微信上和我打字时，用顿号一个一个列举了美国的少数民族类别。我去，现在中国年轻人能有15%知道如何正确使用顿号和引号，10%知道如何使用破折号，5%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分号，我就谢天谢地；而她居然使用得如此流畅而正确。“你小时候学中文一定很用功。你比至少90%的中国同龄人都要厉害了。”我说。“哈哈，我的经历还是挺特殊的。我就是从小就很喜欢中国文化和语言，没有办法说清楚为什么喜欢。有兴趣就会多下功夫，很自然的过程。”她讲到。我想，对她这样的双语背景长大又非常用功的人来说，中文和英文，既都是主体，也都是他者。（慕了

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她和我在同一场聚会和其他地方见到的大多数所谓香蕉人ABC的那种气质上的不同。我总觉得后者在一些层面上更像是一般的美国白人，整日挂着阳光、单纯而自然的微笑，又似乎轻松到了有些肤浅而轻浮；然而他们中的不少因为中文讲不好和父母没法顺畅沟通，又困惑于自己在主流社会中被给定的边缘人身份。而她更接近我这样的人：既受不了苦大仇深的传统文化糟粕，也做不到对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傻乐。火灾之后群情激愤的那几天，她给我发了那两句诗“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这就是语言的力量：能让你在中国是美国人，在美国是中国人；这份发自心底的激情和自信的缘由是，不管生活在哪里，都有更了解你的人支持着你，让你永远保持着均质的生活感受，不再孤独。“我还没见过像我这样的 ABC。”她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了解一门语言和它背后的文化所带来的使命感对人的塑造了。就像不合时宜的王磬在节目中表达的她旅欧生活多年后的一个感受：中国年轻人虽然创伤深重，但至少知道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算是有努力前进的动力；欧洲年轻人从小日子过得太舒服，可能人生中最大的假想敌也就是气候变化了，缺乏使命感也导致自己的生活缺少了一份活力。

把这个问题放大一点，在他者奋斗改变身份后，其后代对父辈文化传承的不理解和“不思进取”，在哪里都是普遍的现象。且不说我的那些京二代老同学们了，就说我家：我爷爷从山东的小县城走出来，一步步前行，到现在吃着老干部的俸禄，功成名就。他退休后快乐生活了二十多年，每天活得美滋滋，偶尔还会在微信群转发那个小县城的新闻——尽管2008年后，他就再也没去过那里了。

对他来说，在山东他是山东人，在北京他是北京人。他对这样的双重身份感到非常自然，他觉得自己是个登上了主体宝座的成功山东人，对自己的一生非常满意，觉得是我们这些后代不争气才每天无病呻吟。今年85的他听我说想去美国努力捞一笔，还挺高兴，非常支持我，还笑呵呵地说“你爷爷奶奶身体好得很，活到90没问题，等你站稳了脚跟我们就去美国看你”（好吧，他们二老已经阳性三天后就痊愈了）。虽然我也是个被北京文化部分同化了的“第三代香蕉人”，但不管怎么说，山东话也只是普通话的一个小分支，我们祖孙三代人都是同等级别的做题家，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可能超过彼此之间语言不通的 ABC 和他们父辈的矛盾的零头。

当然，我讲这些，并不意味着几个月前那个说自己“不再学英语了”的哈佛小姐姐是对的。恰恰相反，就是从这个对抗语言霸权的角度说，我更感受到了她那套自作多情有多荒谬。不强制要求把英语学好，对美国国内的少数民族或许是一份宽容和慰藉；但对更广大群体的外国人来说，会让后发国家的人连师夷长技以制夷都做不到，最后只会固化美国的全球科技文化霸主地位，加重英语语言霸权对全球的影响。至于回到那个博主本人的个体经历上，事情变得更诡异了起来：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特语言的满族人，她先是皈依了汉语文化圈，然后现在是英语文化圈。她更深层的根早就没了，她到底该反对什么呢？我倒不是说人人都必须继承民族家族苦大仇深的历史，一代代地做追求主体性的奋斗逼，可毕竟总有人不明不白地进入那个良夜，活得稀里糊涂。

不太可能的弥赛亚

Mon, 12 Dec 2022 18:31:40 +0000

驾着破福特车横跨大陆，来到东海岸后，我幸运地找到了非常好的住处。新泽西的小镇，毗邻泽西城，从高速路驶入或坐地铁去纽约也都很方便。很巧，房东夫妻都是北京人，比我大十岁。我初入的当天就决定在这里签一年租约，而这第一个下午，他们就拉着我一起吃晚饭。

饭菜入桌。开饭前，房东姐对我说，她们一家都是基督徒，所以要做一个饭前祷告。

我点点头。如果我妈在这，她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劝我赶紧走。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美味的食物，在工作一天后能把我们聚在一起。也感谢你把他带到我们身边，让我们的房子刚空出来就租了出去。希望他在这里的新生活一切顺利，学习求职都顺利——也希望你能把他带到你的身边，让他多聆听你的话语，让他也得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只大概记下来了这些祝福我的话。尽管我不信，但听到这话我挺高兴。房东姐告诉我，这里的华人教会每周五都有查经班，周日大家去参加主日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公开的，想去的话都欢迎我去。

我一直都对《圣经》很感兴趣，不过单一个人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开始读实在是太折磨了，有高手带读再好不过。于是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免费的西方文化公共选修课——所谓“查经”，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学习《圣经》——据说还能蹭饭，何乐而不为呢？

签下租约后的第二周的周五。房东开车带着我们几个房客，驶过横跨一条河的大桥，来到了纽瓦克市的一座教堂附近。顺着侧面的小门，走进了地下室。

整个地下室的四壁都是淡蓝色的，有好几个教室，走廊里放着一台台球桌，最深处还有一个篮球场。我仿佛回到了北京的小区里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教会的查经活动从七点半开始，地点就是这地下室里的一间教室。两张桌子拼成一个大桌子，一台投影仪，几台电脑，窗边的电风扇悠悠转着，一些椅子围了大桌子一圈，后面还有稀疏的椅子。他们看到有我这样一个新人过来，都非常热情，拉着我往前坐，说一定要让新人坐在前排，还让我把自己拗口的名字写在纸上给大家看，并在开始前做自我介绍。

我到来的这周，查经班恰好开讲新的一章《希伯来书》。尽管能从头开始学这一个大章节，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希伯来书》在《圣经》中所处的位置，就好比是我在从三国鼎立开始读《三国演义》。曹操已经死了，关羽也死了；耶稣也已升天了。不过只要能学，我就很高兴。

每次查经最开始的活动是唱歌，唱一些华语或英语的宗教歌曲。唱完第一首后，分享诗歌的大哥走到了台前来。

“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这世界，地上的国的君王们，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有的把油价推高，自己赚得盆满钵满，让老百姓不堪重负，承担巨大的开销；有的嘴上说着要维护正义和国家主权，却挑拨得这场战争越演愈烈，贩卖军火中饱私囊；还有的声称自己代表了主张民主的民选政权，却故意刺激稳定的海峡局势，让无辜的农民遭受制裁。而这些地上的国的君王们——”

他的脑袋扁圆，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灰底白字的T恤衫，上面印着“RedHat”字样。

继续说道：“——都不如我们天上的国的那位主。他是多么地公平而仁慈对待每一位子民，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主耶稣远高过这些地上的国的君主，他自有他自己的计划。好了，那么我们来分享下一首诗歌。”

诗歌分享环节后，就是主讲环节了。这次是一个似乎比我爸略大几岁的，精瘦的大叔。

他的第一页幻灯片里附上了一张图，一枚中国象棋的兵，刚刚往前走了两步。在这先卖了个关子，让我们猜一猜他想要讲什么。

他缓缓地给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的来龙去脉。《希伯来书》写于耶稣升天后，作者不详。但其内容很明确：这一合辑里的书信受众都是希伯来人；作者呼吁他们坚持基督信仰，不要回到旧的犹太教去。“希伯来”是“渡过”的意思，希伯来人也就是渡河者。亚伯拉罕曾率领族人渡过幼发拉底河，来到迦南地繁衍生息。而在耶稣被处死，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政府打为邪教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提醒已经信耶稣的同胞们，不要再回头。

他说，希伯来人——同时也包括后世的基督徒，就像这过河走卒一样，对基督的信仰，没有回头路。

“就像我刚来到美国，在纽瓦克（Newark）租的破破烂烂的小房子，一到了晚上，就听见叽叽喳喳的声音，四周灯也都是黑的，一看那地板上呐，全都是老鼠——到现在过了河，来到了哈里森（Harrison）这边。渡过了这条河，你们还会回去吗？”

大家哈哈大笑。哈里森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和隔壁街道宽得很的“大城市”纽瓦克有一条帕塞伊克河（Passaic River）隔着。据说，纽瓦克的主要民族构成是黑人——非洲裔美国人，治安非常差。

后面便是对第一章逐字逐句的解析，和合本圣经的写成年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半文半白，读起来颇有中学语文课上学文言文的感觉。“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祂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翻译很妙。比如大多数英文版圣经的原文中所谓“晓喻”不过是“spoke”（说）；然而在和合本里，专属我们老中的方块字堆砌过来，只有中国人才能听懂的意象就这样成了。

大组的学习会后，分为两组进行学习。一组是由一些年龄大的老成员组成的“受洗组”；另一组是年轻成员和我们这些非基督徒的“慕道友”，或者叫“福音朋友”，组成的“福音组”。我们来到了另一间稍小一点的教室。福音组的内容除了包括由一位小组长带领再度学习今天大组中学习的内容之外，还会交流一下大家对这段经文的疑惑以及在生活中的“见证”（testimony），也就是生活中遇到的和神的话语有关的事情。

“——我讲一个生活中的见证。”一位阿姨开口了，“2012年的时候，当时我和老公的绿卡还没下来，我们的签证又到期了，所以我们要去加拿大一趟，再过海关更新签证。当时我还记得我们离开美国进入加拿大的时候，我儿子问我‘妈妈，我们还能回来吗？’你们能想象吗？我的儿子，从小到大一直在美国长大，上大学时候居然还是国际学生。”

“然后就在离开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就一直在开始做祷告。反反复复地祈祷，我就在想，主耶稣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考验我。但是我们都着急，他就总是好像不急的样子。我就还说呀，对着他说呀，让他也做祷告呀，然后他就说，你想这些有什么用呢——”

她抬起头来直直看向主持福音组会议的叔叔。后者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挠了挠头笑着听她继续说。

“但就是有那么一天，我感觉自己突然明白了，就真的如同今天所学的这段经文所讲的那样，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主的话语一下子进到了我的心里。我就感觉，他好像在对我说‘不要怀疑我’。于是我就明白了，不管我是能拿到绿卡，还是没法完成签证，这都是主的决定。如果我没法再回到美国，那也是主的决定，神的计划一定有他的安排。”

“这就是封建迷信！”回家后，我把这段见证绘声绘色地在微信群里讲述，而我妈如此回复道。

不过在我看来，这和现代中国人所常指的“封建迷信”恰好相反。中国式的信仰总是以一种信念与超自然的物质世界干涉之间的神秘交易行为的形式展现：在龙王爷的庙里供奉一个猪头，如果第二天还是没下雨，地里的庄稼都枯死了，中国人就会把猪头拿回来吃了，破口大骂龙王爷不识抬举真没用。而这个故事里情况恰好相反：神仙不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是赋予价值的主体存在。神告诉你，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要随遇而安，但行好事，切莫焦虑。

根据过往经验，我总觉得，比起一般中国人，信基督教的中国人总体气质更恬淡一些。他们对功名利禄似乎没那么心急火燎，而是更注重社区和家庭的团结。

在讨论签租约的时候，房东姐提醒我，她们家有两个孩子，有时可能会吵闹麻烦。我表示自己很喜欢小孩，不仅完全不介意小孩，甚至觉得有她们在很温馨。

房东的大女儿叫阿比盖尔（Abigail），简称“艾比”（Abby），今年四岁了；小女儿叫利亚（Leah），在我抵达这里时刚八个月大。这两个名字都取自基督教圣经旧约部分，本是犹太人的常用名，也是基督教世界的常见名字选项。

门上贴着一张张的简体汉字小纸片，除了“我”“你”“天”“地”“人”“花”“鸟”“鱼”“虫”这样的常用物件和“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些颜色外，还有并排连在一起的“神”“爱”“世”“人”这些字。地上铺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软垫，一块磁吸画板躺在沙发上，墙的另一侧架着一台电子琴。这些东西让我恍然回到了我的二十年前。

“挺好的，”我说，“这里还是很符合我的价值观的。太好了。”

在周日，主日活动从上午九点半开始。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正上面就是教堂。和我在各种电视剧和电影里看到的那种一样：宽敞的大厅，一排排长凳，高耸的尖顶天花板，讲台后方是三大块绘有神话人物的彩色玻璃。我随便找了一个靠后的位置便坐下。

讲台上有两个演讲台，两个麦克风。两个人中一个是主持人，旁边的另一位是把中文转成英文的翻译。尽管这是个华人教会，但毕竟教会是面向大众的，而且，有很多孩子都在这里长大，对他们来说英语是更熟悉的母语。

“请唱诗歌一百八十七首。”

音响里响起歌曲，角落里，一个女生在弹钢琴伴奏。唱到一些歌曲时，主持人呼吁大家一起站起来带有感情地歌唱。我既不识谱也不认词，但大家都站起来了，我也就跟着起立听。这些宗教歌曲曲风大多悠扬而深沉；我知道，西方的著名古典音乐中很多都源自于教会的需求。这些歌曲有些是中文歌曲，有些是英文歌曲。屏幕打出的幻灯片上给出中英双语歌词。有人跟着中文歌词唱，有人跟着英文歌词唱。

活动的顺序是唱歌和告解轮流进行。唱完一首歌后，一位信众来到话筒前进行祈祷，表露自己的心声。其内容大概就是赞颂主，忏悔自己的罪。然后，主持人宣布要唱的下一首歌是什么。

基督教的“基督”二字，意为“受膏者”。其源自于希腊语，据说读音差不多就是英语的 Christ。这个词由中国南部的通商口岸传入中国后，被广东口音以讹传讹，音译成了“基利斯督”，简称“基督”。基督徒们从来不称自己所属于“基督教”，一般称“基督信仰”，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进行所谓的宗教活动，而是在信仰唯一的真神。

在希伯来语中，“受膏者”一词根据发音译为英语后是 Messiah，汉译“弥赛亚”。受膏的本意是古代犹太人把由橄榄油、肉桂和桂皮等香料制成的膏酱涂抹在即将上任的祭司和君王头上，以示其被上帝所选中的身份。在犹太王国被东西方的各路强权反复征服，陷入衰微后，人们开始期待起犹太教经文《塔纳赫》——也就是基督教中所谓的《旧约》中对救世主的预言，这个词就逐渐成为了专指“救世主”的代称。

拿撒勒人的约书亚出生时，犹太已经被西方的强权征服，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此时，罗马帝国东部的官方语言是希腊语，因此，我们了解到他的名字也是希腊化的“耶稣”，而非希伯来语中的“约书亚”。圣经的《新约》部分——在摩西开海的一千五百年以后，由耶稣门徒所记载的耶稣的事迹和思想——最初也是由希腊语写就的。此时的犹太文明前景一片黑暗，既受到外来征服者的管理，又有犹太省的买办统治者联合教会的祭司，与征服者媾和，刻板地死守犹太教教义维系高压统治；百姓苦不堪言。

二十多岁的耶稣带领弟子们四处游学，自称是神的儿子，同时也是传说中的弥赛亚。他和他的团队传播新的思想和观念，试图对犹太教进行改革。他发起的社会运动引起了犹太省买办统治者和罗马帝国任命的当地总督的警惕。最终，三十岁左右的耶稣以渎神为由被判处死刑，被残忍地钉在十字架上，活活流血数小时而死。但他的思想已经得到了传播。他的门徒们宣称耶稣后来又复活并升天，并叮嘱信徒们要把神的话语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传给所有人。

轮到了房东姐走到麦克风前，讲自己的心里话。她沉稳地低下头，念念有词道：“敬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出来。在你的恩典面前，我是那么地渺小而卑微，我是那么地不配。你是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家，更好地了解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和这里其他通晓《圣经》的人相比，我感觉房东姐的表白格外虔诚，用语非常朴实，偶尔的引经据典也显得别样稚嫩。她对“自己是罪人”的基督教核心理念有着深刻的领会——这也是个基督教的基本概念，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因而有罪，所以需要通过不断地奋斗，按照《圣经》的经文行事，以此荣耀上帝。众所周知，移民到新大陆的第一代白人就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勤劳建设美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甚至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题著书，认为就是这种始终感到自己对神有所亏欠的新教文化把这些人塑造成了奋斗逼，从而和资本主义制度达成了互相成就，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段故事也成为美国人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的家国历史。

那么，对这些华人来说，也是如此吗？房东姐和我一样，在中国一路读完了硕士研究生，也做过工，二十六岁后才来美国读第二个硕士学位。直到现在，她生命中的更多一部分时间也都还是发生在大洋另一侧的黄土地上的。究竟是认为自己有罪的她选择了耶稣基督，还是耶稣基督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罪？

一系列的告白结束后，一位主讲人上台，似乎是圣经方面的学术权威，开始一句句地讲解一段《罗马书》中的经文。我开始玩手机。讲解结束后，主持人宣布让每位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来台前拿一小杯葡萄酒饮下，是为圣餐，用以纪念耶稣的血。然后，主持人宣讲了未来几周教会的安排，宣布结束上午的活动。

一起查经的另一位阿姨拉着我去食堂打一份饭，然后拉着我又一次来到了周五查经时的教室。他们在周日也会再办一个查经小班。小班讲的是圣经中另一章节《路加福音》的内容。《路加福音》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9年，耶稣第三次周游传道期间，犹太人的逾越节前后。其中讲到，耶稣差遣十二门徒去传道。据说耶稣“给他们能力、权柄，制伏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最终获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而加利利的当地统治者希律王对此“游移不定”，害怕是有“先知又活了”。于是，他和耶稣团队结下了梁子；这也为后来耶稣惨遭谋害埋下了伏笔。

暂且不谈挥手治病和五饼二鱼这些被骂烂了的历史佳话，从犹太人历史的角度看，《新约》的故事是一部犹太人被殖民之后的，以宗教改革为缘起的底层抗争史。然而，耶稣绝对不是中国人常见历史观中的那种造反派或是革命家：他生前没有成事，似乎也并不想成事。耶稣早早就对门徒宣称自己“必须被杀”，门徒之一彼得劝他“万不可如此”，反被耶稣呵斥“撒旦，退我后边去！”如果是中国人，肯定会和彼得的心思一样，说些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之类的话，认为耶稣应该带着门徒躲到山沟里打游击，待天下有变再出山。然而，后面的故事发展我们也都知道。由是，这种不顾一切的牺牲和奉献，似乎也成了基督教的基调。

当然了，在简体中文世界中，也不乏有对圣经故事的点评文字。很多人坚持认为耶稣是一位野心家，所谓的一切的神迹都是赤裸裸的欺骗，其传教的目的就是创建自己的宗教帝国，统治犹太人。只可惜，他的阴谋诡计被伟大的罗马帝国中央慧眼识破；犹太省总督以快制快，果断坚决对邪教集团头目处以极刑，将这一趋势及时扼杀在萌芽中。

毕竟我们是最怕天下大乱的中国人。在我们眼里，存在就是意义，存在就是真理。献身都是最愚蠢的妄念，只有永恒的斗争和败者应得的屈辱应被铭记。

我每周五都坚持了下来。并不是我有什么宗教热情，主要还是好奇使然。尽管赴美留学找工作的节奏其实一点都不悠闲，但毕竟火尚未烧到屁股上，我在心理上还是比较平和。毕竟，我在当地不认识什么人，同学也大多冷淡，周五晚上没有其他社交活动。经常聚会的大家，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叫出我的全名，非常亲切。可以看出来，这个教会的主要构成是从新泽西理工学院（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留学出来，定居美国的几户当地人家。每次的主讲人和带福音组的小组长，都是互相认识的熟人。他们很久没迎来新人了。我仿佛是住进了延安窑洞里的埃德加·斯诺，不敢说自己是共产党人，但党组织的活动都跟着凑近去混。

又或者，按照一般中国人的那种观点，实用一点说，这是个非常有用的华人互助会。如果因为瞧不起别人信什么就不去，那就亏大了。

这么想来，其实现代政党的一些组织形式都沿袭自西方的教会组织。比如我们大学时都经历过的团日活动，党支部也都会组织的党日活动，还有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被组织一起唱红歌。我在这里经历的这些都似曾相识。但另一个角度说，自其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共产党似乎一直把自己放在宗教活动的对立面上，对许诺末世救赎的一神教充满了鄙夷。然而，他们却又应许了成员们要靠人力塑造出全新的人间天堂。

《国际歌》里唱：

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没有神仙皇帝。

“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这是所谓的唯物主义思想——世界是多么冷酷，而共产党人用不与牛顿定律这个小婊子还价的客观冷眼打碎旧的恶，塑造善的新世界。然而，在执掌政权后，宣传口风又变得奇怪了起来。“人民的大救星”之类的头衔被反反复复地一个个扣在最高领导人的身上。修饰整个集体的定语也变成了不容质疑的“伟大、光荣、正确”。

到如今，如同基督教确定了三位一体理论下主耶稣的核心地位一样，新时代的中国也把坚强的领导核心定于一尊，闪着荣耀的光辉。

但不管强制性的动作如何努力，中国人似乎总是听不进去他们的主——当前那位大救星的话。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源于大地的原始力量总是压过先进的意识形态，让所有人扛着红旗加入撒旦。不过我忽然想起来，也不完全是这样。

在刚认识房东一家的那天，我们聊到中国人对宗教的看法。我告诉他们：“我们家人都对宗教没好感，觉得那是封建迷信。中国人嘛，普遍都是这样。”

“为什么？因为所谓的‘科学’吗？”房东哥嗤笑了一下。

“哈哈……这算是原因之一，当然倒也不全是。不过我还是比较开放，倒也觉得没什么。而且根据我对宗教的了解……我觉得虽然有些什么邪教事件存在，但大多主流宗教理念普遍还是信善的。只不过中国人所谓的信教都……不太纯粹？”

“嗯对，我在中国时候也是党员，而且也拜过佛，我妈总是带着我去……唉，那时候也是什么都不懂。来到了美国才遇到了主。”

坐在一旁的 Abby 问：“佛是什么？”

“我在中国时曾经信的……东西”，”房东姐说，“但它不是神……它从没说过是它是我的神。”

这倒没错，佛教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们家长辈大多都在体制内工作，就比如说我奶奶，她一直都宣称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对所谓‘宗教迷信’嗤之以鼻，”我继续说，“但我觉得她更像是一个……清教徒。”

“哇哦。”两位房东传来意外的赞叹。

“她总是逼着自己过清贫自律的劳苦生活，并以此为荣。她每天五点起床把家里轻扫一遍，晚上十点睡觉，雷打不动。她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对社区的邻里也非常友好。她总是积极行善，自己平常吃穿用得都很朴实，但每次捐款都大手笔地捐，也号召我这样做——说实在的，她这样不太像一个典型的中国人。”

“哦……这样啊！那可能真的是这样。就像圣经里说的，很多人虽然没有听过主的话语，但他们也在生活中根据神的计划，践行着圣经的指引。也就是说，神实际上都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吧。”

我想也大概是这样。我又想起我的奶奶。她天天骂美国人世界霸权不是玩意，说自己受到共产党的恩惠，免费资助她上了高中和大学；因此，她绝对拥护党的领导和指挥，绝不曾提出质疑。我想到周日时播放的诗歌里唱，耶稣基督的话语要进入心间，神的救恩不能忘。

然而，在我小时候，她却给我买了好几年《米老鼠》杂志，她也很喜欢看，觉得一定要给小孩一个文艺丰富的童年。这让我一直都对美国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房东姐说起这段的时候，她非常惊喜，因为这也是她的童年。我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美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骗了过来。可能这真的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

“对了，就这么说吧，我有一个问题。”几周之后的一次查经福音组小会中，那位在我第一次参加查经时，分享自己获得绿卡前后心理活动的阿姨问向我，“我总觉得，我们每次来到集会，都是周五；都要克服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才能把自己和这个世界分别开来，走近主的身边，聆听主的话语。那你呢？你每次来和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有没有纠结，觉得需要说服自己来这里，或者有别的什么的想法吗？”

我只好直接说出真实想法：“其实也还好，我还挺想来的。一方面，我周五没什么活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一直都对基督教文化非常感兴趣。就是，大家都知道吧，中国高中的历史课本里对这段历史讲得实在太浅了，就一开始古代史讲了一个‘罗马帝国改信基督教’，然后一转眼就是近代史的‘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完全毫无逻辑。我一直都想系统地学习基督教的文化，可惜没有机会。所以，真的非常幸运，我遇到了房东姐姐一家，能借此遇到大家，和大家一起学习《圣经》，我就当作是每周五的文化选修课了，所以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学的。”

“哦……”那位阿姨和大家都点点头。

“我看着他还在电脑上记笔记呢——”身后一位大叔笑着说，“他比我们都有追求。”

于是大家就顺理成章地接到了下一个话题。

虽然我带着猎奇的心理住进了窑洞，但似乎有点过于刻意地追求奇遇了。即便是在西方社会，所谓的 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教徒白人）在近几十年来的美国人口统计数据中也在不断衰退。宣称自己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来越少，每周去教堂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人们越发开始直面“上帝死了”之后的世界，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不快乐。

他们总是在查经前的祷告时提到“感谢主让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别”，这本是取自《约翰福音》中“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的一个引申。但在今天提这句话，更似乎是在表明，这个曾经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和这个世界分别开，甚至对立起来了的异类。毫无疑问，如果真要为每个时代的大众偶像们以粉丝数立一个排名金字塔，现在站在那个宝座上真神既不是党也不是耶稣，而是消费主义。不止“地上的君王们”喜欢它，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此也都是双向奔赴。

当然，不管是哪一团粉丝，大家一定要做点什么才能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一定要有点什么执念才能让自己坚持活动。更不要说他们大洋彼岸的同僚，且不说会受到像我家人那样的主流中国人的微妙敌视，甚至只要没把每次聚会活动登记在案，就有可能被当作邪教端掉。

有时我在想，究竟是大众的敌视铸就了身份的信念，还是坚决而孤僻的意志招来了应得的敌视？还是说，我们总要追求这种由敌人赋予而定义的生命的意义？

尽管基督信仰对中国人来说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基督徒在美国过活总比在中国舒坦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住在美国的外来者都需要靠基督教来确立自己的存在。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一段别样的家庭故事。每个远道而来的家庭的信仰和初衷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但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挣钱。不过，可能也只有这一点了。一旦触及更高层次的利益划分和社会改革，这个近年来官方意识形态宣传机器不断加强声称要搞好民族融合多元包容的国家，就会立刻变得更像是个不同民族抱团的斗兽场；这也难怪他们必须七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提这些事，告诉大家种族斗争不能忘。哪怕是积极融入本地的二三代移民，大多也都是在自己的族裔社区内成长成家哺育后代了此一生。所谓有追求地积极接触全球化的多元世界，似乎反而是我们这样的国际学生和部分本地衣食无忧的中上层孩子的专利。

归根到底，好的事情总是归于少数人。更何况，就像那个大叔夸我“有追求”，也只是我的个人乐趣而已——不是所有人都有心追求这些，顺流而下才是人生的常态。

我的房东大哥十岁就来美国了，那时距离我出生还差至少三百天。他中文偶尔讲得会很别扭，也偶尔听不懂我用的一些词。不过，他北京口音比我还重。有时，他会冷不丁地用英文夹杂北京话讲出一些非常美式的冷笑话。我一边笑个不停，被人类语言的奇妙包容性所折服，又一边想，这世上是不是只有我和他老婆孩子能听懂这个。“他说的语言是英语和老张家的中文。”房东姐和我说。

“糖耳朵还是挺好吃的，是我最喜欢的北京小吃。”房东哥告诉我，“我姑每次来美国旅游，我都让他们带一点。”

这是他的童年回忆。老实说，糖耳朵还是挺美式的点心：甜，干，腻，热量大得来劲儿。对我而言，它不够精致。如果让我找中国食物的标志性产品，就算做不到港式点心的级别，也绝不把老北京穷人吃的玩意儿抬出来见人。

“后来只回过两次北京，一次05年，一次12年。12年时候那次，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和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完全不一样了。也没什么意思了，就再也没去过了。也没什么印象了。”

这幢房子是典型的三层联排别墅，门厅要踩楼梯走上去，也就是事实上的第1.5层。房东一家住在二楼，我们这些房客住在三楼。洗衣机和房东哥的办公室在一楼，或者叫地下室。大瘟疫蔓延后，他就每天在里面居家办公，一个月只去公司两天。

有一次，我洗衣服时顺便去找他问家具的摆放问题。我敲了敲门，推开门，听到屋里的一个小门后面，传来英文搞笑短视频的罐头笑声，还有他随后发出的“咯咯”笑声。那笑声格外纯粹。

房东住的那层客厅的沙发正上方是一副大相框。照片的内容是结婚那天的景象，房东哥抱着房东姐，喜气洋洋。背景后面全都是黄皮肤的人，其中有很多是我在教会活动见过的熟面孔。他们有的挥舞起拳头，有的拉出一个鬼脸，有的只是单纯地开口大笑，各自做着搞怪的动作为这对新人夫妇庆祝。

这张照片发生在2015年。房东姐和我说过，她最后一次回中国是在13年。再后来，她母亲偶尔来过几次美国帮她看孩子。

好在有她在，Abby 和 Leah 不用学老张家的中文。有时我在想，Abby 这样的孩子会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神一直出现在她的世界里，她的中文世界是耶稣基督和油盐酱醋，而不是唐诗宋词和小兵张嘎。她不会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在童年时就茫然无措地被空降到新泽西，也不会像自己母亲那样在本该安定的年纪来到异国他乡跌跌撞撞寻求归宿。她活在一个有神和父母的爱的世界里，似乎不再需要像我们这样神召式地走向某些负面情绪引导的收束。

我并不需要和这个世界分别，因为我一直都习惯把分别当作常态。我猜，可能 Abby 也不需要和这个世界分别，她的世界已经足够好了。

夏去秋来。我逐渐认识了这些人。比如那个在我第一次聚会时，面对着自己焦虑地喋喋不休的妻子，保持憨笑的叔叔。他姓宋，是这个教会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次查经聚会开始的祷告前，大家凑在一起吃饭。宋叔问起我的学习生活如何。我告诉他，我只是在试着跟上最近几年的风，来通过学生身份混个找工作的机会，并不指望自己通过水硕项目的课程学到什么。他鼓励我说，没关系的，我们一代代留学生都是这么过来的。

大组的学习后，大家又开始分享起来。不可避免地聊到了对今天所学内容的结合生活的理解上。

我已经忘了那天学的是具体哪一段了。我只记得宋叔话锋一转：

“我们这些来美国的，一开始啊，你可能觉得能出国了就很不错了。然后呢，又觉得得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了工作呢，又觉得还不够，工资不够多，又跳槽啊挣更多的钱，想要买房子。买了房子呢，又觉得不够。又想要买大房子。话说，咱们这谁有钱住大房子呀？——”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那可就需要努力了。我刚才还和霁晨说呢，问他最近学习感觉怎么样。我想说的是，我们这些人啊，经历都差不多。从留学生，到找到工作，再到拿到身份在美国定居，买房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到最后啊，你会发现。这些都不重要，只是个过程。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他说着，最后看向我。

到最后啊。都不是重要的。

刘擎的那本西方哲学科普小书里做了个很贴切的比喻：就像是有人许诺你马拉松赛的结尾有个奖杯，而当你竭尽全力跑到终点后，人生并不会真的给你那个奖杯。到那时，剩下的只有空无一物的虚无感。

尽管这事还轮不到我去思考，但我的理智告诉我，他说得对。

我之前一直觉得，信教的人大多给我一种木讷而平静的沉寂感。整个教义都在压制着他们走向花花世界里各色魔鬼的引诱，从而平稳却又充实地在大地上生活繁衍下去。但这似乎也太断绝人的可能性了。我的猜想是，对于那些并不太聪明，在社会上竞争力不够强的人来讲，正统的基督信仰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传统和文化，经验主义导出的可靠结论，对生存游戏进行蒙特卡洛模拟所得的最大概率解。保守的那一套可太好用了。可这似乎又是一个悖论：如果一个人足够聪明到做出正确的大方向选择，那他还算是蠢人吗？

开什么玩笑，宋叔可是他妈的物理 PhD。

我又有什么资格评价生活的胜利者的选择呢？

至少，基督教的一些理念给了戾气深重内心聒噪的中国人一个出口。只要侍奉主，把多余的情绪贯彻、舒展再蔓延到宗教生活中去，你就可以获得平静和接纳，抵达那个山顶，摘得马拉松赛尽头的那个奖杯，与大和谐的终极意义融为一体——

——开什么玩笑？我他妈可是中国人，爱慕拆尼斯！我活着就是为了让父母为自己骄傲，为我的家族最大化地攫取利益，让一族一氏的血脉千秋万代，成为被崇拜的祖先真神，以我为中心吞噬一切，走向更高；这是上古先帝和周公制定的礼法和传承。当我想追求平等的时候，只有神的家能确立把世人都当作兄弟姐妹的原则，打破三纲五常的规矩；当我想要做善事的时候，无论是神佛、上帝还是共产主义，总得信一个东西，我才能走向善。否则，我就是自不量力，理应被同胞羞辱和嘲笑的蠢货。

如果一个人不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备受煎熬，不因亲戚朋友的审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作金科玉律，那他还算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吗？

——没有根的非洲裔美国人可能还真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把吃炸鸡、交白卷、玩说唱和单亲妈妈当作自己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一代代地以自己的血肉铸成了这个国家最深层矛盾的风暴眼。可如果不这么做，谁又能确认自己是自己呢？自己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在意义的荒漠上身着厚重的太空衣失重踏步，只靠采撷后现代学者发明的语言游戏安抚自己吧？身后还是需要一个氧气罐的。

耶稣基督和周公孔丘，至少我们还能选一个比吃炸鸡和交白卷更好的是不是？

除了不用把炸鸡和说唱当作自己的识别码，在美国的华人还有一点好，就是能一节两过。前面是中秋节，现在是感恩节。今年的感恩节是24日，星期四。教会定在周五晚进行公开的感恩节聚会活动。饭堂的一侧摆着一张长桌，上面全都是每户人家自己做的，给大家拿来分享的一大盘菜。红烧肉，炒大虾，炖牛肉。都是真正的中国菜，比房东哥不讨厌的美式中餐精细太多了。每个人拿一个小盘子，自助领取食物。找地方坐下，和自己认识的人聊天。

吃完饭后，在主礼堂的是诗歌和表演活动。房东姐走上台前来主持，讲起自己的革命家史：“在我来到美国的那一年的感恩节，我的美国房东给我们这些住在他们家那儿的留学生准备了感恩大餐，为我们做祷告。我们都非常感动。他让我知道，原来陌生人之间也可以亲如一家，真诚地祝福彼此。然后，那一年我就信了主。”

几首合唱的诗歌后，儿童主日课的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橙色上衣走上台来，伴着一首宗教歌曲进行整齐划一的舞蹈。Abby 也在其中，是年龄最小的。有时 Abby 忘记了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房东姐就在下面给她打手势提示该做什么。Abby 就这么跟着，始终慢半拍地完成了表演。

礼堂的活动结束后，成员们被分为三大组进行感恩节分享活动。我毕竟不是这里的编内人员，指示人员分配的幻灯片上没有我的名字。一位阿姨走过来，拉着我们去“其他人”去的那一组。我现在也认得她了——她是宋叔的妻子，那个我第一次参加查经时，分享自己对生活的焦虑的同时对神的虔信的人。

我们在二楼的图书馆的一个小屋子里坐成一圈。主持人是周叔——我也认识他了，那个告诉我们从纽瓦克过了河就有好日子过的人，比我爸大两岁，也是这个教会的核心人员。大家首先轮流进行了自我介绍，然后从几个已经离巢许久，又好不容易趁着短假期回到这里一起过节的，我不认识的他们的老朋友开始，有几个人陆续讲了自己一年来的生活感悟。然后，轮到了宋阿姨。

这位阿姨——宋叔的妻子——和我见过的太多中国女人一样，总是表现得很焦虑，急着要把事情做到最好；这样不够松弛，但你又能感觉到她的内心全无恶意，只是单纯地被不安和躁动驱动着，容易把这份情绪传染给身边的人。她似乎总在不断确认自己是否虔信，不断咀嚼神的话语，试着让自己振作起来。

这次的主题是感恩，感恩节嘛，自然要讲讲自己有什么感恩的——尽管在中国，已经有大量公众号开始炮制一些段子，说什么中国人也开始过感恩节了，感恩父母养育之恩难忘之类；而在这里，三纲五常的级别还是差一点，大家哪怕年龄差别再大，也是神的家的兄弟姐妹，所以自然还是要感恩主耶稣基督。她开始讲了。

她说，这一年来，对她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她的母亲去世了。但她依然要感恩，感恩这一年来经历的一切。

她说，去年年底，她把老人从中国接过来看病。加拿大的医生诊断说已经是脑癌晚期。她的生活很忙碌，她原本以为自己只能陪母亲过一个月的生活，然后就得回美国处理自己的事。最后，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她在加拿大一待就是三个月。她感觉现在回想来都不可思议，居然能幸运地陪伴自己母亲最后的时光——那么久，又那么短。

她说，她一直在劝自己父母信主。她父亲在她母亲患病前，身体已经不太好时就受洗了。而她母亲——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以前也是搞偶像崇拜的。她感谢她的母亲，最后选择了信主。但她也很担心母亲是否真的相信了，是否真的得救了。因为直到最后，她的母亲还在反复念叨“你的这主，真的有用吗”。不过她还是相信她的母亲已经得救了的。

她说，虽然经历了这一切，虽然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离开让她感到很痛苦，但她还是要感谢主。感谢主赐予她这样的生命，感谢主赐予她经历这一切。她越说越颤抖。

她开始抹眼泪。旁边的姐妹递给她纸巾。

听她讲完这些，其他人似乎也不太敢分享什么了。时间到了。周叔简短地做了总结，宣布散会。

第二天是周六。宋家夫妇又为查经班的大家举办了一场小规模的内部聚会，邀请大家都带一点食物来，一起分享感恩大餐。房东大哥载着我驱车驶向西侧十几英里外的宋叔家。宋家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所谓“大农村”，一路上全是分布稀疏的独栋房屋和看不到边的草坪，背景是黑压压的树林。在路上，房东哥告诉我，这一片都是又老又破的房子，但都贵得要死，因为这一片的学区是最好的学区，有一所很不错的高中。也正因此，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中国人很多。

十一月的冬令时六点，天已经黑透了。一条街上连着的几栋房子，只有宋叔家灯火通明。走进客厅，作为一栋独栋别墅，这屋子并不算大。左手边的墙上贴着中文毛笔书法撰写的《圣经》中《诗篇》选段，其中“耶和华要保护你”的“耶和华”三个字写得格外大气，非常中西合璧。再往里走，一架钢琴和旁边的几个桌子上面摆满了家里聚会的照片。这些桌子似乎都只是狭小屋子的装饰品。

这些照片中的大多数都是含有一家四口——夫妇和一儿一女两个孩子——的合照，有的还带上了年纪更大的一些亲人。照片上的宋叔和宋阿姨和我认识中的一样；而那两个我的同龄人孩子，表情都平静木讷得不像中国人，至少不像他们的母亲。照片上这个女生，宋家的女儿，我在周日的聚会上见过她几面，她今天也在家里。宋叔说过，因为他在美国生活很久以来都没拿到绿卡，尽管他的儿子中文都讲得不太好，上大学时的身份却居然还是国际学生。我想起我的几个高中同学，因为没有北京户口，高二后半段只得暂时转回原籍受苦，又或者最后去做国际学生了。

再往里就是厨房了。走进厨房，宋阿姨招呼我，让我自己拿杯子去接喜欢的饮料喝。桌子上摆满了大家提供的一盘盘菜肴，其中三分之一是宋阿姨自己做的。她自己还在琢磨怎么烤蛋挞。

我拿着苹果汁摊在沙发上，偶尔捡起茶几上的几颗葡萄吃，和大家有说有笑。我想，生命总是会灭亡，小家庭的命数很短，温馨的大家庭也未必能更长到哪里去。但至少，把自己献身给更广阔的大家庭，总能让自己继续活起来。

宾客总共将近二十人，没有足够大的桌子。每个人拿着一次性餐盘和自己选取的食物，坐在椅子或沙发上，在整个客厅围成一圈。酒足饭饱之后，又进入了感恩分享的聊闲天环节。大家唱一首诗歌，就来找一个人分享一段感言。

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姓李的大哥。他曾经也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是查经班的常客，现在已经搬到别处去了。和我还有房东姐一样，他也是在中国念完了本科工作了几年，然后干得不开心，就来到了美国发展。他学的是通信工程。在美国的学校——就是他们共同的母校，新泽西理工学院——毕业后，他跌跌撞撞地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农村找到了工作。工作的几年来，他的老板一直在办理工作签证和绿卡上与他周旋，限制他的晋升，和其他做软件行业的人相比，他的工资也显得不够看。他也决定刷题转码拿大包，但始终静不下心来，屡屡受挫。就这样，他被生活的存在主义危机折磨得晕头转向，天天和妻子吵架，越发消沉。

到了16年，他终于陷入了事实上能感知到的抑郁。“走在樱花盛开的春天的街道上，我看到的一切却都是灰的。”他尝试了很多方法，药物，心理医生，冥想，科学的作息恢复方法。最后，他又想起了在校园里曾经听说过的查经班，他决定重新联系上他们，再去试试。找到了组织后，状况逐渐好了起来。他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终于，在一年后，他受洗了。同期，他在原先公司的绿卡终于下来了。是主，是查经班治好了他的精神内耗。

现在，他已经是标配式的中国大厂程序员移民了。作为 Meta 员工的他遇到了十年一遇的裁员。尽管他有幸没有被裁掉，但也有些后怕。不过，总的讲，他依然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信主之前的那个自己相比，他已经成长了。他清楚，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他会感恩这一切的经历，坚强地看淡这一切。

然后，宋叔也顺着他的话开始忆苦思甜起来。他是在96年来到的美国读物理 PhD。那时候我刚出生。那时出国很不容易，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有钱自己来美国读书，必须得争取政府留学项目的名额。2004年，为了解决身份问题，能留在美国，他再一次回到熟悉的校园。房东哥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他，加入的查经班。他插了句嘴：“当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想，Maybe he's too old to be here。”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经过各种各样接续身份保持生活的把戏和招数后。终于，一直到2016年，他才以 Red Hat 的工程师的身份拿到绿卡，能够高枕无忧地生活在美国。那时已经距离他离开祖国二十年了。像梦一场。

这段绿卡伤痕文学应该是我第二次听他讲了，不过这次细节更多一些。“当你拿到绿卡的那一瞬间，那只是一个状态，只是一时的。确实很快乐，但那种快乐也是很快就消失了的。并不能为你带来长久的满足和喜乐。”他最后说。

这一概念出自《圣经》的《腓立比书》：“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也说不通这“rejoice”指的是什么。但总之就是喜乐是靠主自然发生的情绪，而不是出自外物的大喜大悲吧。

看似乎没人要再分享生活了，周叔接过话来：“大家还有谁想要发言吗？没有了的话。我想最后再说一点。”大家的目光都移向他。

“英文里有一个单词 life。在中文里，life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生活。但是在英文里是同一个词，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在生命中活出生活。”宋阿姨立刻说。

“有人抢答了。”周叔笑笑，“没错，生命和生活是不同的。我们平常聊起来，为什么我们不够感恩，不够喜乐。我们总是重视生活大过了生命——我们总是想着要把生活活得很圆满，要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要赚大钱，要住大房子。这些东西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的品质。这就导致我们总觉得，只要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有一个好的生活，我们就活得不够好。”

“这让我们对生命缺乏感恩。但是，生命和生活是不同的。我们的生命并不是被生活所定义的，不是生活被改善成什么样子，它就会有所不同的。真正决定我们生命意义的是神，神已经为我们的生命指明了方向。而信耶稣，就是接受这样的神赐的生命。”

周叔说这些话的时候，又平静，又坚定。但我又觉得他欲言又止，带着一股淡淡的悲伤。

我没想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是在搞故作深沉的修辞，我是真的没想明白，截至本文写就时我也没搞明白。

我只能说，在这里的生活再度让我确认一个在我心中很早就隐隐成型的想法：正如那个听上去蠢得要命的心理学实验所说，如果没有正经目标，人就是会闲得发慌，甚至会按下按钮电击自己去找刺激。人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在空虚和焦虑中循环打转，左右切换。

他们说得没错，这是撒旦魔鬼的引诱。

谁不曾在每个人生的节点里期待过生活中出现扭转一切的弥赛亚——救世主呢？这弥赛亚可能是任何东西。它可能是偶像，可能是手机游戏，可能是花哨语言编织成的后现代小作文，可能是爹味儿四溢的杀猪盘自恋男朋友。去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吧，各式各样的主，总有一款能成为你的父亲。皈依的一瞬，重生的洗礼之水至少能让你兴奋一阵。

统治我吧，带走我吧，让我沉浸于你吧。

我好想奉献啊。

别再让我被生命折磨了。

最后，作为主办方，宋叔做了总结性陈词：“我们查经班也永远欢迎大家，”他把头转向了我，念着我的名字，“也欢迎像你这样的人过来，和大家一起。”

他最后说这话时看向我。大家基本都是熟人了，太客气也没意思；至于其他不常来的慕道友，他叫不上来名字。

摩西与神立约，带着犹太族人逃出了埃及；后世自诩弥赛亚的耶稣没有润走，而是悲壮地就地牺牲。这也许间接直接地教化了欧洲大陆上的蛮族，但都没能改变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命运。他们的子孙后代还是迎来了大流散，直到二战结束，以色列建国。

但大流散中，也有一直保存下来的东西。就像是不论我如何在旷野上奔跑，中文构建起的精神世界大后方都是那个背上的氧气罐，让我不管在哪里生活都能保持均质的感受。聊天时黄铭和我说，热爱这门语言的人，若想反身深耕于母语，只能先为自己挖一个埋骨之地。

尽管他们的初衷不是这个，至少不完全是这个，尽管没人料到也没人愿意最后一定要把自己埋起来，但我确实已经在这里找到一片这样的埋骨地了。希腊语写就的圣贤词句早已散入烟云，迭代千年后，和合本圣经把背景各异的异乡人们连结在了一起——正如同虚无缥缈的自由派后现代社会理论和消费主义指引下邪恶的大企业生产出的娱乐至死的玩物对我所起的作用一样。异乡的异客，如果没有光辉万丈的统一指导思想做指引，就会堕入荒原，裂解成死不足惜的原子。确如他们所说，这里是神的家。新的根芽就这么创生。

我只是还不太想把自己埋起来。我也没法把自己埋起来。如果我是那样的人，我也就不会来这里了。旅途上每次重生的洗礼之水都没能把我多涤荡几天。我以前曾一直为此而感到难受。但在来到新泽西后，我逐渐接受了这样的常态。与其说是不曾去弥赛亚门上寻求救赎的我，没什么福分享受驻足在其门下所得的爱与公义，倒不如说这福分对我来说本身就是某种罪过。毕竟，我可还算是个生在长在不再有神的世界里的中国人呀。

2022年12月

照片摄于2022年8月4日。Abby 的学习桌。

残破文法的源头

Fri, 29 Jul 2022 13:10:00 +0000

English version

我一直对语言用词的精准性这事很敏感。我之前就说过，我从很小开始就非常讨厌人们在职业之类的身份前加性别词，比如什么“女程序员”“男护士”，又或者在没有明确指代的统称词汇中默认是在指男性。倒不是我多想打拳觉得女的一定就能所有方面都和男的五五开（尽管我希望但愿是这样），只是单纯觉得，这种描述在智识上让人困扰。一方面，从语法的角度讲，如果你不加性别前缀，那默认情况下你就是在描述一个包含全部性别的集合。比如，“一个人”里的“人“从字义上讲，也是包含男人和女人的。所以我每次听到什么“国民要娶妻生子保护妻儿”，就觉得很不舒服——倒不是我多支持女性解放（尽管我的确是支持的），只是因为这里面可能漏掉一些可能的情况，造成逻辑上的谬误。另一方面，如果强行添加性别成分，在这些句子里，内容可能和性别要素没有非常明显的直接相关性，那就不应该提供这些冗余成分，浪费读者注意力。比如既然我们在讨论职场，我们又不是要让女程序员给我生孩子，那在描述职场能力时就没必要首先提出这个性别特征。然而，大多数人似乎都对语法和科学检验没什么兴趣，就稀里糊涂地把这些漏洞放过去了。

现在吵得很欢的批判“夏日祭”这事对我来说也是同样角度的头疼和好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二次元萌系文化悄然兴起。我认真地上网考据了“萌”这个词的来源。我最终认定，这是一个来自于色眯眯的猥琐动漫男群体描述自己心境的词汇。包括“萝莉”，也不是什么好词，它很大程度上是这群色眯眯的男的给自己的恋童情结和青春遗憾找一个避讳用的词。然后，没几年，“萌”这个词汇就如同病毒一样泛滥，在我的同龄人圈子中几乎取代了中文的“可爱”二字。而可爱的小女孩也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萝莉”，洋气感十足。

中国人实在是太缺文化滋养了，所以遇到点有异域风情的有色彩的外来词汇都要追着吮吸到干。故事不能叫故事，得叫物语；星期三不能叫星期三，得叫水曜日；没脸见人不能叫没脸见人，得叫人间失格。就连日本风格奶茶的名字后面也得加一个“の”字来提供高端气息。正如同男程序员们饥渴地发慌，遇到自己的女性同行一定要先把性别属性挂在前面，考虑她们的性别功效一样。从未被这个国家的人文软实力温柔以待的中国的日本文化爱好者们也饥不择食地把全部日文词汇中用上的汉字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以此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我们的青春期没有玫瑰色，只有灰蓝白的运动服，所以要穿上水手服，穿上洛丽塔裙。只有当把东洋和西洋的束身衣套在身上时，本应属于自己的，想象中的华丽青春命运才算得到了应允和实现。如果你想强调自己爱国，那还可以再发明一套效仿华夏先人的束身衣。

请好好学外语：“祭”这个字，在日语里，就是“节日”的意思。还记得高中时学校有个社团叫“二次元社”，那时候二次元的概念还没出圈，这个词也没被扭曲，这个名字算是超有远见了。还记得当时身边有很二次元的朋友和我说，“日本中学生有学园祭，我们有什么”。我哭笑不得，“学园祭”就是“学生节”的意思啊，咱们这鳖京中上等学校每年也能办这个节啊，你不也玩得挺开心的，有啥不满意？比起批斗夏日祭，我倒是觉得B站把主播的付费订阅用户称为“舰长”和“提督”更为好笑，这些相关词汇本身就脱胎于《舰队collection》这款红极一时的以日本二战海军拟人为背景的策略游戏，不比一个什么暑期节吓人多了。在日式唯美的拜年祭已然变为中式厚重的拜年纪的今天，剩下的词汇还能撑多久呢。

当然了，我知道这都不是最关键的。正如同男人——其实也不只是男人，倒不如说是认可这套秩序的人——一定要把“人”默认为男人，才能顺利确认主体和他者的位置，摆正心态走入自己所处的人生正轨一样。为了进入伟大的斗争，我们总需要刻意制造一些对立，让故事开始。既然我严酷的父母和刻薄的老师都不曾给过我喘息的机会表达自我，那和善温柔的日本人一定是最文化灿烂最可爱的存在，我去二次元啦！既然日本人喜欢祭鬼，那所有的日本祭都是祭鬼，打倒打倒！望文生义是次要的手段，制造矛盾是主要的目的。所有的欲望和愤怒压倒了智识和逻辑的现象都大同小异。人们未必学不会这些简单的知识，但这都不重要。在最深重的压抑和渴望中，我讲这些道理未免也太残酷了吧？

爱国很难

Wed, 29 Jun 2022 10:46:24 +0000

昨天一位友邻提醒我，之前被我抓着锤的流亡美国的观察者网业余供稿人员@戴雨潇Dai 在六月初搞了个大新闻，举报了原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指其端午节时在个人公众号里发表的文章《端午：一个鼓励自杀的日子》中触犯了英烈保护法，应予以追责。

我找出了这篇文章，看到了其中所谓侮辱英烈的部分：“我们在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往往自觉不自觉的走向暴力化、极端化、泛政治化的误区不能自拔。在青少年中，树立了刘胡兰、刘文学、王二小等英雄，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树立了一批忠君爱国的自杀者榜样。这就误导青少年以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抗争和勇气。”在这一段之前，他说“学生抗挫能力差，因为纠结一件小事或考试成绩差而自杀的不少，这与我们的生命观和生命教育的缺失有密切关系。”最后，他指出“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价值”，人们“应该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说实在的，虽然我对很多教育宣传文学中激烈的战争话语没什么好感，但罗的这对比实在过于离谱了。就算对中共的政治立场和教材中故事的真实性有意见，至少王二小的故事也是群众自发组织抗击侵略的性质，武德充沛，而当代小孩自杀都是被关在笼子里做题为了几个分数憋死的，费拉不堪。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

云南省有关部门迅速对此事作出了回应，回应中指出罗“2013年10月至2016年10月聘任为第九届国家督学，任期届满后未再续聘。”此外“2017年11月，因严重违纪问题，省纪委给予罗崇敏开除党籍处分，降级按副处级非领导职务确定其退休待遇，由省教育厅管理。”

在分析一件事对错的时效性时，我们常说不能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意思是时代变化后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根据现行法律和文化秩序看待现在的问题。我们有时也反感被人挖出过往言论批判一番，意思是法律上法不溯及既往，文化上我们也应该对人们过往的暴论宽容一些，塑造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但戴雨潇这次干的这件事比这两者还要离谱：他是在用一个已经退休的普通群众的个人言论质疑国家教育系统的过往人事安排，并且还千方百计地想要把罗崇敏和原国家督学的身份联系在一起，试图制造舆论热度，掀起官场波澜。当然了，一般来说，对这种已经没什么势力没什么热度的退休干部，最后的处理结果最多也就是扣点退休金。

回顾十年前的历史，罗崇敏能在那个时候当上督学一点都不奇怪。13年新上任的中国政府由保守派的习近平和自由派的李克强联合组阁，其中的路线斗争还没有结束，事情一直到16年中美的自由派都竞选失利，情况才产生变化，进入我们今天熟悉的一边倒。13年时候，自由派能当上督学一点都不奇怪——现在回去翻12年到16年之间的帖子，还是得感慨下，那会儿保守派在网上真是被自由派追着锤；不是习近平现在这么卖力地抓知识分子，保守派永远辩不过自由派，网易新闻评论区就是例证。戴雨潇同学实在是蹭时代的热度蹭的有点晚了，在2022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他已经抓不到在位上的现行反革命了，也就欺负欺负这种已经退休还满嘴爹味意犹未尽的普通群众。

一方面，我对因言获罪的事情比较反感，不过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种当两面人的蠢货都活该。哪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公然和党内同僚对着干也是一样要炎上的，反倒是中共内部有几十年不怎么管这些人，实在神奇。如果根据公开资料去查，还能查出更多罗崇敏发迹的荒唐踪迹，也能大概猜到他之前是为什么被驱逐出党的队伍的。罗崇敏的同龄人中，像他这样混入了执政队伍的中华土味英美保守主义者比比皆是，其日常称赞孔丘，谈及自由必论及哈耶克，而自己写的文章连介词、连词和标点符号都用不对（参见上文中的引述），基本上也是另一种文盲复读机。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亲信执掌大权，也未必就是好事。

写以上这么多，我主要是想表达一个意思：我们的国家在文化共识和凝聚力上，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统一而均质。来到美国后，我越发产生了一种对所谓“现代性”的察觉。现代性不只是大都市高科技的陌生人社会，更是公民共同体意识的体现。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角度说，我越发感到，中国人其实远不如美国人爱国。一方面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美国各州享有自治权，动不动口嗨闹独立；但另一方面我在实体生活中看到，美国各个家家户户门前和超市加油站里挂国旗的地方也太多了，美国人似乎把挂国旗绣国旗变成了一种日常的艺术图样，让我一个国际主义者看了很不适。中国有国旗法，任何商业化或侮辱国旗的行为都会遭受法律的制裁，而美国人随便烧国旗也不会有政府机关来管你，因为你干这种事自有正星条旗的老美利坚唾弃你，根本不需要自上而下的暴力机关出手。

中国人的爱国也好，守规矩也好，更多时候是出于对上层暴力机关的恐惧而产生的顺从，而不是自发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责任感（还记得那句吗？“Why? I think this is my duty!”）。或许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吹嘘一番延绵了几千年的古中国文化，但对新生的共和国为什么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也没兴趣去了解。大家感兴趣的是什么呢？我上次说过了，中国人相信为自己的家族争取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所有关照公德的人都是蠢货。六四事件以来，公民自发组织力的失效越来越严重。

扛着红旗反红旗算是全体中国人的秘传心法了。四年前我在点评田佳良事件时就说过，田佳良虽然热爱漫威之类的西方文化，看上去是更好说话的温柔可爱自由派，但从拥有的实际权力的角度讲，她更能代表掌握实权的压迫者一方，她这种人才是破坏社会和谐的蛀虫。一两只小蛀虫撞上了时代的车轮，腐烂的尸骸化作转向的红灯，剩下的大蛀虫早就遁入时代里去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回顾历史，每次出现类似的运动式洗牌动荡，依然是赢麻人永远在赢，输麻人永远在输。文化大革命中最先响应毛泽东的红小兵反而是毛希望去削弱的红色贵族子弟，而文革结束后最先返乡挣大钱的也是他们。我当然希望更多人能主动了解历史，自发承担起维护英烈的责任，但就现在这个稀里糊涂的模样，最终赢麻了的会是谁还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