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为 Abigail Shrier 的博客文章，标题为 Little Miss Trouble。

为什么我不会等待性别意识形态的“钟摆”摇回原处。

我在上周开始了我在特拉维夫的一片城郊地区的讲话活动。和往常一样，我从一开始就扫描着观众席中是否有找麻烦的人。在第二排，一个留着平头发型的中性气质的高个子女子一直在盯着我们之间的某处，显然有些心事。几轮问答过后，她背着背包冲上讲台，手臂像一杆长矛一样伸了出来：“施莱尔太太，我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和我握手。”

我以为我当时保持了镇定，但视频不会撒谎：我跳着缩回到座位上，等着之后保安把她摔到地上。“我是一个人！我不是一种疾病！”她反复叫喊。那话里是我最熟悉的，我自己的口音：美式口音。

以色列也面临着性别意识形态的问题吗？从过去一年里许多为了自己女儿的事而联系我的忧心仲仲的家长看来，我猜是的。毫无疑问，性别意识形态是一款美国进口货，不过这也不太能安慰赖阿南纳和特拉维夫的胆战心惊的家长们——还有西班牙和法国的很多城市，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地区的家长们。这些地方的年轻人们都看美剧《亢奋》，为乔治·弗洛伊德游行。

所以我为什么要捅这个马蜂窝呢？为什么我要来到特拉维夫，这座曾有数百人敲锣打鼓游行反对我的书《无可挽回的伤害》希伯来语版本出版的，全世界最左的城市之一呢？许多人曾问过我，为什么要在特拉维夫这样的左翼大本营发声，而不是去一些耶路撒冷一类的非常理性的城市，去会见粉丝，做大家志同道合的事情呢？发出这些问题的人总是在暗示着，遭到这样的反应是我的错——是我在故意找茬。

这样的疑问存在着一个关键的错误，一种源于把这一切都比作潮汐、钟摆以及喇叭裤一类的时尚化石的错误的自负：只要我们保持沉默，极端跨性别思想就会像羽毛刘海和霹雳舞一样摇摆回去，逐渐消逝。

性别意识形态不是什么钟摆，也不会在惯性的帮助下摇摆回去。性别意识形态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宗教——心胸狭隘，要求教徒严格遵守教义，疯狂争取改信而来的新信徒。我在这里用“宗教”这个词可不是在随随便便地做比喻。

加入这个宗教的入教仪式始于一场洗礼：选择一个新的人称代词，通常还伴随着一个新名字，收获一片对你改宗的庆祝。这个宗教往往会气势汹汹地传福音：社交媒体网红们宣称自己比青少年的家长们还要了解他们最真实的自我，更爱他们。美国学校里的心理医生、老师以及学校顾问们都在无数的孩子们面前扮演着这样的传道人的角色。

当然了，世上并不存在什么能证明我们拥有了一份虚无缥缈的性别认同的具体的物理证据。不过这个概念倒是很有可能被证伪：你可以找到一大堆与之相悖的证据。但这并不重要。信徒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来存在一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与生理完全分离的性别认同。把性别认同想象成是世俗版本的“灵魂”吧。

性别意识形态依据亵渎宗教法进行监管——这类法律在加州和纽约通过，对故意错误称呼病人的医护工作者和故意错误称呼租客的房东施行民事和刑事处罚。而在法定范围之外，大多数社交媒体服务会在你被抓到亵渎宗教（比如错误地称呼导致跨性别人士心理受伤）时把你立刻放逐。大学校园以自以为是的严厉态度强制执行这些亵渎宗教法。在大学里，这些法条很少被违反。这就像是在麦加也不会有什么公开的亵渎宗教行为一样。

性别意识形态正统的拥护者把他们至高的怒火留给了叛教者——“逆跨性别者”——那些曾经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后又进行回退疗程，恢复了和他们的生理性别一致的性别认同的人。在如今的美国，这些逆跨性别者所面临的排斥和仇恨的等级，对那些尝试过离开组织严密的正教信仰社群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最后，还有，性别意识形态提供了丰富的节假日——在日历上的每个月份里都有那么一两天（除了八月，似乎八月的确不需要庆祝，毕竟那时候学校也不开门），被视为和宗教节日一样神圣。就比如说“我真的不敢相信阿比盖尔会把她的讲话安排在骄傲月之前。”所有的主要机构都被期待着——又或者说，是被强制地？——去通过把他们的 LOGO 改出一点彩虹旗的样式来庆祝骄傲月。而在其他节日里，他们不会这么做——哪怕是圣诞节。

总而言之，性别意识形态不是什么潮汐，它也不会因为月球的引力而转向。

它的拥护者们愿意去威胁特拉维夫的每一个胆敢为我提供讲话机会的舞台，并要求以色列为数不多的几家连锁书店拒绝销售我的书籍（亚马逊在当地的图书市场份额微不足道）。就像美国亚马逊和 Spotify 的员工因公司拒绝删除我的书籍或采访而辞职一样，仅仅批评我或拒绝阅读我的书对性别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来说是不够的：他们想要创造一个没有人能听到我的亵渎之语、阅读我的文章，或是买到我的书的世界。

这不是什么喇叭裤。这甚至和堕胎以及控枪一类的，美国国内正在上演的其他喧闹的辩论不太一样。当性别意识形态重塑了美国各类机构的图案，监管了他们的语言使用时，它就建成了一种沙里亚法。受宗教法律监管的社会不会自行放弃它。

所以，为什么许多美国人相信这股“潮汐”会转向呢？这是因为那些拥护者精于撒谎：

在过去的一年里，考虑到如《纽约时报》等的自由派和左派媒体，似乎已经打破常规，终于在 J. K. 罗琳为胆敢拒绝性别意识形态正统而在全球遭受抨击的三年后，发表了为她辩护的重要文章。或者最近有文章在我的书指出过性别医学的风险的两年半之后承认了这些风险，此外，英国、芬兰、法国和瑞典都在一年多之前停止或缩减了儿科性别治疗。这些文章并不代表着曾完全拒绝讨论的出版物上的真正辩论的开始，也不应被误解为如此。

他们是为了赢得更大的战争而牺牲的棋子。像塔克·卡尔森这样的曾经主持过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中收视率最高的有线新闻节目的保守派，通过数百万观众对主流媒体施加了压力。当厨房里的热量积聚到足够的程度时，即使是《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打开窗户。

但是塔克已经离开了有线新闻，那些从不关心辩论的真正的信徒将坚持要求他们的刊物再次远离辩论。当他们必须时，他们会截断一条残肢，摆脱那些更令人尴尬的失利，播放象征性的异议，并重新投入战斗。他们巩固自己的胜利，只有在明显地宣扬了一个继续保持原有立场会带来灾难的谎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出最小程度的让步。这是一次战术性调整，而不是撤退，并不意味着主流媒体或精英机构在这些问题上展开真正辩论的新时代的来临。

三年前，我出版了《无可挽回的伤害》一书。当时我预测医疗事故诉讼将结束儿科性别医学的社会传染病和不负责任的灾难。然而，现在我对此不再那么确定。目前为止，愿意在庭审中作证的医生太少。始终都是同几个名字——那些勇敢而光荣的少数人，他们面对着数量持续增长的性别意识形态“专家”大军，这些新晋的专家们为了那些只有真正的信徒才能坚守的荒诞的观点不顾一切地献身。

如果性别意识形态（或者说，“觉醒主义”——也就是那些源自学术的进步主义正统理念的极端思想大荟萃）是一个钟摆的话，那么大量雇佣的多元包容与公平管理员应该会被解雇。保守派教职员工应该会被学术部门招募，而保守派学生将通过新的项目被吸引到校园。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州将废除允许男性重刑犯自我认同为女性监狱的法律。女孩将再次被允许在田径场和奥运会的泳池中展现自己的才能，并在更衣室里得到安全保障。

我们不太可能看到这些逆转。除非在另一侧有同等坚定的人迫使对方做出妥协。

这些人就是我想要的回报。我在与观众交谈的同时，也是在与时间赛跑：与此同时，茫茫多的性别意识形态传教士从医学院、法学院毕业，获得社会工作学位，晋升成为法官。

所以，不，我并不喜欢年轻人对着我的脸尖叫的感觉。但比起数百名狂热者咆哮的喧嚣声、喇叭声和低音鼓声，我更害怕他们所力图创造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真理毫无立足之地，公平永无保全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