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时期的参与感
搞笑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我家小区封闭了所有其他的大门，仅留下四个出入口。每个出入口都有专人把守，他们是当地社区的居民，大多已经退休。小区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和个人身份证绑定的出入证，要求在进出时出示。
上周，我去小区内的杂货店购物，没有戴口罩。结账时，平时一贯和善的老板娘皱起了眉，告诉我“如果你下次再不戴口罩，我就不让你进来了”。看得出来，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瘟疫忧心忡忡，她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而我是那个不听话的捣蛋鬼。
实际上，在空旷的地方，病毒的浓度很低，并没那么简单让人患病，完全没必要戴口罩（这话不是我说的啊，是钟南山说的，觉得有毛病请去找他）。反之，在病毒高浓度的危险地区，就算是完全配备上荷枪实弹的防护服，也难免在什么地方遭受攻击——武汉的医护人员就是这样，遭到了大量感染。假若真的置身于高危地区，那一个人也都逃不掉，和口罩关系也没那么大了。
疫情初期恐慌式的抢购热潮就是这么可笑。控制瘟疫的最佳方案是普通居民不要出门，减少人流量，隔离已有病例，把敌对势力扼杀在萌芽中。因此，最重要的防疫资源应该留给奋斗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这样效率最高，这也是让他们免遭牺牲的最好办法。当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如今，西方国家也在复刻这一幕，当地华人对此最为敏锐和同步，率先抢夺了异族人的口罩供给。购买口罩变成了一项时髦的运动，我总觉得，这件事的参与感远大于其实际意义。
但总之，现在去哪都需要口罩。去超市要戴口罩（好吧，人确实多）、去理发店要口罩（而且他们一次仅为一人提供服务，天哪）、去麦当劳也要口罩（这太可笑了，你们都取消堂食了，一个小时能有三位顾客光临就不错了），甚至有些地方（比如麦当劳，干！）还要求过往的人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果不戴口罩出门，也许并不会遭到过分的强制措施，但你会被认为是社会的异类，顽冥不化的敌对分子，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排挤。
当我和懒得戴口罩的父亲买完菜回家，经过出入口时，趾高气昂的大爷大妈们露出了兴奋的表情，指出他做得不对，“你以后出门可得戴口罩啊！”，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参与一场史诗般的战役，发挥着自己对集体的余热。
参与感，大家都很有参与感。
口罩成为了事实上的通行证，一切最终归于愚蠢的形式主义。这也很正常，对不懂科学的大众来说，他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层保护自己躯体的纸被糊在了口鼻上，让人安心。
但是，懂科学的年轻人就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吗？
政治的科学
真正能解释这一切的逻辑，是政治。政治不在乎年轻人自以为是的科学。政治只在乎它本身是否存在。
而科学，甚至都不在乎它自己是否存在。年轻人对它的“痴迷”并非真的了解，这不过是一种新的信仰，新的神话传说，几十年后再看，它也只会被认为是一种当季的流行文化而已。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人类认识水平的迭代积累，一个人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版本更新记录掌握于手中呢？技术则是一段时期内的应用，算是显学（比如当代的心理咨询、快递业、IT，等等）。
但是政治，政治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险恶的斗争，只要还有人在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就是永恒的。
一个体制得以长期存在，正是因为支持它的人活了下来。这是政治的科学，自然选择式的进化。对热衷于延续与秩序的人来说，兴亡百姓苦，只为它能存在，是他们执拗地维系着文明的火种。
我们的体制需要的是能像处理机器那样处理人的人才，灾难的原因有可能是A，也有可能是B。这都不重要。其实人也好，体制也好，根本不需要理解背后的原因，只要存在就行了。
科学家也许会在乎更深层次的逻辑，那只是他们的自娱自乐。自娱自乐是不能和普罗大众达成共识的。
瘟疫时期群众高涨的参与感，让人们更加认可这个集体，更加认可当局的管理与秩序。丧事喜办并非全无道理，毕竟死去的人已经没了，活下来的人更应团结一心。高效的官僚体制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被允许的媒体报道都在大唱赞歌，我们从一场胜利走向了另一场胜利。
这只是一个例子。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会得到更多真相。
封锁
一个月前，一则信息技术相关的新闻引起了我身边一些朋友的重视：工信部同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设立域名根服务器及域名根服务器运行机构。有谣传说，假如这些服务器建成，翻墙手段将会遭受灭顶打击，大中华局域网指日可待。
实际上，如果真的稍微掌握少许计算机网络知识，你就会知道，这对美国的互联网霸权构成的威胁不值一提。甚至可以说，中国当局能造出GFW，已经是其动员能力和技术实力之优秀的体现了。
我们平时可以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接入网站，完全依赖于 DNS 服务器对域名的解析。全世界范围内仅有的13台ipv4根域名服务器中的9台部署在美国，2台在欧洲，1台在日本。而包括其镜像服务器在内的共计1006台根域名服务器，中国也只占了7席（可以登录http://root-servers.org/进行查询）。服务器、基站和电线，这些东西就是新时代的生产资料。在这方面，中国是个弟弟。而那条新闻中提到的根服务器运行机构，讨论的是下一代通信协议中 IPv6 协议基础设施的构建，在这次谈判中，中国争取到了25台 IPv6 根域名服务器中的4台，最多也只能说是和大洋彼岸平分秋色而已。
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腾飞完全归功于发达的互联网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落后的中国在跟进新技术的过程中不用考虑前代技术利益团体的阻挠，放开了发展，得到了宝贵的后发优势。但互联网（Internet）实际上是美国主导制订标准的一套全球基础设施，理论上讲，如果未来的某日局势紧张恶化，美国当局完全有能力直接掐断中国与外界网络的通信，在经济上彻底制裁打击中国。可以说，美国当局时刻攥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睾丸，只等对方太跳的时候捏爆它了。
事实就是，中国当局依靠 GFW 强制要求普罗大众使用本国的服务，保护了萌芽中的民族工业。如今，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和硅谷形成了中美双巨头的格局。世界的互联网软件界已然被这两坨庞然大物瓜分殆尽，而在硬件方面，中国仍然落后一大截。
对我们广大热爱西方文化的年轻人来说，翻墙上网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翻墙看似炫酷，它蕴含着一种反抗现行体制，追求自由的青春热情的意味。但实际上，我们每年花费大量金钱购入有关服务，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上网环境的配置上，最终换来的结果仅仅是“接入美国的互联网”。西方的月亮就一定比这儿的圆吗？那也未必。我甚至可以说，这是管理制度的悖论：人们之所以讨厌内部而向往外部，并不一定是因为这边风景不好。也许，只是因为有人用一堵墙人为制造了信息的内外之分，反而让选择权被压抑的群众产生了逆反心理，一边倒地认为后者一定更好。
不过，有些月亮确实是肉眼可见地圆。大量的国产应用软件就是不如国外的良心而好用，抄都不会抄。Google 系全家桶的简单便捷，Telegram 的流畅手感，Netflix 清爽纯粹的视听体验，Apple 统一控制对手机应用后台资源占用的管理（这个还好，国内是可以正规途径买到的），谁用谁知道——贸易保护也同样导致了 BAT 在占据垄断地位后进化的减缓，为国内的互联网用户带来了不便。
不过这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的所有设备都是7天24小时挂着连接上了境外服务器的代理软件的。对我们这些审美要求颇高，热爱新奇玩意的理工科学生来说，虚伪的民族自尊心不值一提，顶尖的技术才是王道。
自由的知识分子无所谓是给中国人打工还是给美国人打工，他们反而更好奇，为什么在技术上要有这样政治的分别？他们只要掌握他们心中的真理——科技，就可以了，毕竟他们有这个本事。认美国人做爹也没什么，毕竟他们确实很强嘛。自由派永远进步向前，试图在个人层面享受最佳的人生体验，取得现世的救赎。
但对占这个国家大多数的国民来说，“贫贱不能移”，这样不行。
如果你认可美国制定的这套标准，并不打算与之正面抗衡，那么也没必要兴建 GFW 这堵贸易保护主义之高墙。GFW 这堵高墙，其所隔开的东西，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聪明的自由主义者跑得太快，直接走到了终点，没有等待那些被时代抛弃的同族人。此时，政府像严厉的父亲一样出现，重拳出击，守护住了家庭的和睦。
没错，互通的技术让更广阔范围内的大家紧密连接在一起。没错，自由可以带来人类作为集体的长足进步。但对保守的普罗大众来说，他们听不懂这些，甚至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它们。民族主义才是根，他们想说的是“凭什么美国人比我强！我生气！我要中国人更强！”
政治需要爱与恨的宣泄，那是恒久的敌我之辨。千防万防，社工难防。即便是最时髦的IT行业也逃不过这些。
饥荒
同样的逻辑，还可以沿伸至更早去思考。
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四川与河南是饥荒的重灾区，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在党内斗争中站队毛泽东，反对了大跃进初期的纠偏政策，后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走红，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整个中国的西南地区。这同样是高效的官僚体制造就的结果。
官僚体制由上到下层级传递信息，如果下层做出荒唐举动，那自然也得到了上级机构的首肯。大科学家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中指出，如果植物把全部光能都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为有机物，那么理论上讲粮食的亩产量可以达到五万斤。
从科学的角度说，这当然没有错。但这同时也是个很狡猾的理论，即便是当代的一个高中生也可以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数量级估算。一个全国瞩目的科学家说出这种话，无疑会起到很不好的影响。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潮的“势”之中，一般的国民不会认真地区分“理论可能性”与“当下情况”，只会简单地辨认敌我：大科学家钱学森也是支持我们放卫星的呀！
于是，最终的一致意见就是：连大科学家都认可了亩产万斤的神话。那富农出身的党主席，拥有多年务农经验的毛泽东也不得不被说服，顺势而为了。
当然了，你可以说钱学森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哲保身，也可以说他是一时被冲昏了头犯了理工男的病并无真心撒谎，甚至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得以延续，不得不与时势妥协（钱学森毕竟是个聪明的人，所以我认为，最后一条是最有可能，毕竟他还干过要求卫星播放东方红之类好大喜功的事情，为自己积攒政治资本）。但这都不重要了，人们的热情已经盖过了科学，政治胜利了。
我总是在想，这些故事本应告诉人们一条简单的真理：不要说谎。不要对自己说谎。不要向心中的恶魔屈服。谎言也许能解决当前的一点小困境，但长期依赖它，扭曲真相的结构，注定意味着爆发更大的灾难。
但人们不在乎这些，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最终，千万饿殍的罪责被推卸给了美帝苏修的贸易封锁和流年不利的旱灾。秩序的崩坏程度并没有到达人们忍耐的极限值，一切安好。
四川人民为李井泉的政治远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川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四川》计算为800万，据地方志数据计算为940万，据1962年中央办公厅《四川情况》人口减少1200万。
作为后人，我们可以说，他们傻得冒鼻涕泡，突破了常识的事情也能相信，活该饿死。但那都已经是故事的结局了，挚爱的人已经逝去了，死者不会说话。回顾历史，就会知道，这片土地即便因为体制的人祸死上千万计的人口，仍旧活着的大家也不会觉得说谎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作为集体而存在的民族还在延续，有比个体生死更重要的事存在。
故事的主人公已经不是这些炮灰了，而是他们把命运交付给的那个人。
当局者
如果你是习近平，你该怎么办？
你知道瘟疫已经止不住地爆发，你知道短期内防疫资源完全不足，你知道红十字会都是一群饭桶，你知道湖北官场就是官官相护的一坨屎。
你只能像哄女朋友一样哄好这些傻逼老百姓。告诉他们：不要怕，我在，党也在，全国人民都在；你们喜欢吃双黄连，喝凉茶，那就吃吧，喝吧，对治病有用。这样一来，愚蠢的大众往家里一躺，开始吃起老祖宗的配方，就不会恐慌地去和真正最需要帮助的新型肺炎病人与相关医护工作者抢夺宝贵的医疗资源了。
很多东西出了圈，就不再具有相同的所指了。外人眼中的“物理学家”就是“魔法师”，因为讨论哪种技术更优秀而争吵的人眼中的“中医药”就是“祖先的伟大力量”，“现代医学”就是“真正强大的外部力量”。没人懂生物学、医学、药学，我也不懂，对99%的人来说，本段这些引号里的词汇都只是抽象的符号而已。
所以归根到底，在绝大多数时候，争吵都只是民族主义的仇恨宣泄，或是它和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的缠斗，而不是科学话题。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在和你讨论意识形态问题，那最好卖个乖结束对话，或者提醒对方越界了。大多数时候，我建议你选择前者，因为大多数人连科学主义的基本方法论都不懂，他怎么知道自己讨论的是不是科学。我又怎么知道？
办实事的人，上面的人，只会把争吵看作是实现自己目的的小障碍，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目标能完成多少。
对人直觉上的认知来说，不知道就等于不存在，不出现在眼前就等于不重要。不幸的是，人无法再无知下去了，起码不论这些消息的真假，总有人把消息塞道你眼前。现在都接入互联网了，导致信息流通，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因此提升。
因此，非常可笑的情况出现了：比起某些知识分子，政治家反而是最接近科学的人。起码可以说，他们用行动践行了科学主义的部分方法论。如何定义“问题的解决”？政府的思维是最实证检验的：人民群众不闹腾不生气了，就是解决问题了。这起码是可检验的。至于明天？明天再说。所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自然成为了最佳手段。
接受了考试做题读书教育的理工学生，容易琢磨一些有的没的，比如中医药和现代科学哪个更管用，病毒毒性几何传播力度强弱什么的。且不说学生们是否真的弄对了理论的真相，更重要的是，老百姓根本听不懂这些，给他们逐字逐句地讲也听不明白，他们只希望权威登场，告诉他们，亩产万斤是可能的，人传人只是有限的，元宵节过后拐点可能就要到来。
各种各样的生物本就在这颗星球上共生了数十亿年，天启四骑士所隐喻的东西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我们也只是在近几百年才对它们稍微有了一点新的理解。对人直觉上的认知来说，不知道就等于不存在，不出现在眼前就等于不重要。是SARS历害还是SARS2历害？谁知道呢。至少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和微博，接入互联网的下等人没有那么多。
可是，他们现在在这儿了。人无法继续无知下去了，起码不论这些消息的真假，总有人把它们塞到你眼前。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等技术后发国家指责美国利用互联网颠覆政权，自由派指责政府掩盖信息杀人害命，都是有道理的。二者说的是一回事，只是立场不同：一个是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另一个是追寻真理的自由主义立场。而对政治来说，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人民愿意相信哪边，最终又信了哪边？你又能捞多少？
这都是上面的人的屁股，和你我没关系。
即便这些真相的大字报贴到赛博空间的各个角落里，又有多少人会思考，会相信呢？
选择
我那只有大专学历、热爱吃中药、不懂英语也不懂编程的母亲经常在争吵不过我时对我抱怨，“你们年轻人这么迷信科学，以后迟早要吃苦头！”——这话乍听起来有点搞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人的堕落越发了解。人在面对个体无力掌控的体制时，最聪明的选择就是谨小慎微地同流合污；而我们所依赖的体制也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定义聪明的。
我明白了，她说的是对的。尽管她并不聪明，也毫不清楚自己口中含糊其辞的术语是什么，但多年来摸爬滚打的求生本能早就告诉了她真相——根据经验迭代得到的，在最终，行为上最为合理的选择。并入主流混吃等死才是经验主义的真理之选，能让自己不后悔。思考并不能让她得到救赎，思考意味着自由，意味着要为自己负责，她扛不起这个精神的重担，更没那个能力。
但是，科学它会出现，它从来不关心你觉不觉得它存在。经济泡沫结束后，无效人口的数量级注定会照常增长。至于瘟疫，病毒也不是人——《瘟疫公司》是逗你玩的——不会“思考着”走哪条进化路线，如何和你其乐无穷地作斗争，你的战“疫”不过是自己的妄想，为自己赋予崇高价值的小安慰。只是，如果你想让你和你的挚爱活得更久一点，你不仅要会知道如何通过政治安慰自己，还得知道科学，知道有时候我们需要定期地克制自己的习性。思考的战斗不存在停下来的那一天。
2020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