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自杀Ⅱ
距离上一次讨论自杀已经过去五年了。如今，我离开了校园，很难再亲眼见证身边的自杀。不过，自写完那篇文章后，我几乎是一直在和想自杀的人进行融洽的日常交流。春天是适合自杀的好日子，我们再来聊聊自杀。
这五年来，我阴差阳错地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奇人异士。他们拥有或曾拥有过抑郁症（depressive disorder）、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依赖型人格障碍（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ender dysphoria）中的一种或多种状态的累加。以上内容均可按照DSM-5进行检验，被当地具有执照的医师确诊。与本文主题相洽，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过自杀的念头，而且不少。幸运或是不幸地，我目前还没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自杀。
经常性地和这帮哥们（尽管其中多数都是女性）打交道，可想而知，我的日常生活被搅成了什么样。一想到他们曾如此这般地麻烦我，我就觉得有自杀的念头不是个好事，这说明自杀会麻烦别人。仅这一条，就是一个很大的驱动我不自杀的理由了。
当然，对我这样一个和这些边缘人士浸泡了够久的家伙来说，仅仅这个解释很难完全说服我。
自杀的人往往有一种对身后名的奇妙想象，会写下一番动人的“最后的话”。除了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不要为自己悲伤（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并反复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强调自己这次自杀和最喜欢的男孩或者女孩完全无关（当然，结局也大概是完全的隔壁王二不曾偷）以外，我们常看到有人说，希望后人要如何处理自己的尸首，甚至就连自己死后会引起身边人和社会上其他人什么样的回响都计划好了。
作为一头无神论的畜牲，我不太信这个。我总觉得，活着的人永远不会懂死亡。因为对每个人来说，自己都是不朽的；他也许知道自己将要死去，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死去。如果我死了，那我就不是我了，也自然就没什么再去继续安排“我”的事情的价值了。五年前我也说过，我甚至觉得，自杀也是一种自由，我猜，与其说是痛楚，自杀更可能是一种对解脱痛苦的强烈渴望。既然是解脱，那还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
大约半年前看到一个新闻，一个被请家长的母亲在学校的楼道里扇了自己儿子几耳光，学生在楼道里站着，郁闷了一会儿，然后就爬上了走廊的横栏，从四楼跳了下去。新闻评论区下有善良人士发出共情的发言：“这孩子做的这件事就是在报复父母，因为父母对他们太糟了。”也有抨击自杀的人会以此作为论据反驳：“你看，这些人自杀就是自私，辜负了父母一番苦心。”
我总是想，活着的人就是活着。死人生前自言自语的话是说给活人听的，活人说给活人的话是说给活人听的，活人说给死人的话也是说给活人听的，活人对着死人说给活人的话也是说给活人听的。说给死人和说给纸片人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说给自己的话。问题在于，实质上，其实能真正对话语做出回应的，也只有其他活人。那话怎么说的来着？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人们在假想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死亡时，总是被强大的共情能力迷惑，误以为当事人还活着。这个时刻，我们都超脱了，变成了一坨超然于外的无敌观察者，可以逃逸所有重量，对宇宙指指点点。大家总是希望，以血淋淋的死亡为祭，自己可以背负亡者的十字架做一些事情，以亡者之名激励自己前进；又或是希望自己的话语能影响到活着的人。给自己带来慰藉，给友人带来动力，给家人带来警醒，给子女带来教育。修复遗憾和痛楚，让自己的社交关系按照自己的愿望发展。
但死亡就是死亡，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如今，游戏化（gamification）入侵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和祖先相比，人们模拟情境的能力前所未有地强大，不再有神的今日，社会上涌现出大量把人生看作一场游戏的人生观，觉得“死掉”不过是“退出游戏”而已。这样轻飘飘的话语，让人在寻死之前的面子又增了几分，毕竟，这似乎意味着人从未把生活当作真实，也就从未真实地失败过。
正是这种真实与失败的界限操纵着我们的情绪。如果要让我选出一条和最终决定自杀与否最为直接的词语的话，那根据我自认为还算比较丰富的经验，应该就是“被需要”了。这种感觉很重要，为了这个，人能不断地给自己续一口。我经常在网上看到自诩废物的年轻人发出倾诉，“我真的好没用，好沮丧，××岁了还是一事无成，如果不是有父母/爱人/孩子在，我肯定就去自杀了。”我敢肯定，这样的人或许近期不太快乐，但总的来说，他们不太容易自杀。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你可不要死啊，你对我还是很有用的”。现在，我必须坦白，每次说出这些话后，我都感到一种良心上的谴责。因为这是在撒谎，我在理性上非常清楚，地球少了谁都能转，就算暂时停转，也总会有人把它再推起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才是常态。
经济学可以解释这一逻辑：人们的独特能力被别人需要，所以购买者要用某种等价物来交换其他人的行动。有一份工作意味着被人需要，这份工作可以是在社会上以货币进行结算的，也可以是由与附近个体产生具体的联结铸就的。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还是要原始而神圣不少的。弘扬传统家庭价值的保守派们真的很聪明。毕竟，人不可能一直在职场上发光发热被人认可和需要。走到头的时候，为了不发疯，就去产个崽，开启新的，从零开始的赛道，游戏的小号，清零内卷值。延续这份感动——自己被人需要的感觉。
但往深了说，我对这事的理解就更丧了：人为什么一定要被别人需要呢？人为什么一定要有用才不想死呢？这两个词就是这样互相定义的吗？被自己需要不行吗？也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自杀的一个理由。
我作为第二层关系人，了解到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自杀的例子中，有毫无征兆地纵身一跃，给亲朋好友们留下了淡淡的疑团的，也有酝酿了许久，在冰冷的水面前交代完后事，又倒吸一口凉气抽身撤退了的。总有人会叽叽喳喳道，觉得第一种才是真实的自杀，后一种是假的，怂蛋，没种。当然了，他们也很擅长从另一个角度谴责自杀的人没种，毕竟“古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反面，善良人士们常说，“这是他们在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意思是，就算这自杀不够“纯粹”，只是为了博同情又如何呢？也许，自杀的人，在某种无意识的理智的层面上，实在是太聪明了，以至于他们可以精准地校准自身在群体中受需要的程度，以决定自身是否应该存在。一念境转，再多的反复与挣扎，决绝与骄傲，卑微与执念，在信号得到回馈的一瞬间都泄了气。成人之美也不是一件坏事，大家就行行好，说一两句“我需要你”吧，死不了人的，literally。
这些年来，见诸报端的自杀的人，受到的另一个常见的抨击是：他们这是富贵病。说实在的，根据我的经验，问题并不在这。每天和这些嘴里念叨着死啊死啊死啊的人（他们确实物质生活条件还不错）聊天，我的脑袋里就被植入了一个信条，好像死的确是非常常见又轻柔的事似的。在这种视角下，人就会情不自禁地说服自己，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没那么值得自己真情实感地注视，没有必要用力地追求。用短促的文字想象一下：貌美挺拔，机智风趣，家财万贯——突然，死了，没了，变成了等离子。
对这种心理活动，我的理解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心态不好才是人的常态，高处不胜寒，攀到一个小小的峰值后，人确实很难耐下心来继续爬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会有什么比死更糟了吧？掉下来之后，只要没有真的死掉，也应该，大概，也许，到那时，还会有人需要我？——大家不能对人的理性要求太高了。欲壑难填，心比天高，容易想死。因此，我有一个猜想，那些说这是富贵病的人，很难抵达这样的高度，只能阴搓搓地从另一个角度给自己找优越感了。
适合自杀的日子也是适合爬山的日子。我总是冷漠地想，想那么多是非成败权力关系前因后果也没用，就，去爬山吧。爬山是个简单而单纯的事，爬山本身就是景色。爬山的时候就不用在意是不是有人需要自己，甚至“其他人”也会变成一个绊脚石式的概念——非得等等拖后腿的家伙什么的。但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的在一开始就把爬山本身当作目的，就像没有几个人生来就是为了想死的一样。可能真正说服我不自杀的原因还是，我总能感受到这种原始的召唤，迂腐地不忘初心，坚决和自己过不去。
2021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