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二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的延安一样，西方自由左翼那套话语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接受西方化教育的年轻都市女性中颇有吸引力：人权平等，经济再分配，女性权益，少数族裔，性少数平权，环境保护，等等。她们敏感而温柔，这些西方中心话语下的人类命运超前沿议题的粉红色气泡接纳了她们的童年创伤，为前往向往的公义彼岸提供了饱含希望的道路。
这是这个圈子里的标配：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谈笑风生，做全球公民；时尚的打扮，多元的审美；认识的圈里人多，能组织起活动，比较有见识，就受人尊敬。
回国之后就幻灭了。
改造社会的理想和市场运作的机制是两个东西。读了个文科的本科或硕士的留学生，归国后文化资本变现的途径，总是显得很不体面：一般来说就只能写狗屎公众号搞知识付费了。可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消费超前沿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再加上这几年来西方普世价值在主流话语中的式微，这些东西更变成了小圈子自嗨。更不要说依赖关注度的行业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性质：非头部的工作者，就没那么被社会需要，卖的东西更下沉了。这和他们显得有知识有气节的那种风格又是一大落差。
这种痛苦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市民文化圈的同温层里。然而，中国市民阶层的规模限制导致了中国有一定质量的自发产生的市民文化一直发展不起来。十二亿底层爱看吴京和贾玲就行了，也不在乎什么梁文道和陈丹青，对蒋方舟的理解也就是一个拿日本人钱的走狗。
各个圈子都有他们圈内人才会关注的，但是是圈外人一听就觉得很无聊的东西；甚至，一个圈子的人，会通过某种规则构建起鄙视链，很瞧不起其他圈子的人。我想象中文化传媒行业应该是一个可以打破这种每个圈子各自折叠的行业，但似乎传媒人也很沉迷于他们的一套话语和文化。尤其是有过留洋经历的人，他们的关注点总是和中国真正流行的社会议题相去甚远。结果发现，反而是做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之类的人，水平会更高。市场经济的原理依然奏效，自闭没出路。
这样的年轻人在最聪明的年华，被一些进步的前沿理念吸引，但是不懂市场运作的法则；只在意批判权力，却不敢触碰权力。一方面觉得自己能靠加入NGO发发小作文改善社会，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能力强本应赚到钱让自己独立生活做新时代独立女性。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追求并不符合客观规律：拜托，又不是你当了拯救世界的英雄就要给你发房子。至少，我找不到实现它的路径。（登子哥也没有余粮了啊！）
有趣的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很多保守传统的父母并不把独生女儿当作阶级再生产的主体看待，对她在事业上没啥期待，就放她去快乐唯美的行业里玩去了。这反而导致了她们挣不到钱，经济上出现依赖，被父母控制，没法实现独立的愿景——从她们的梦想看，温柔的自由放任反而害了她们。女儿挣得少，父母反而放心了：这下跑不掉了，哈哈哈。
以一个传统中国人的视角看，倒也无所谓。反正家里有钱有房，个人自己挣的钱能养活自己就行了嘛，更何况是文化素养高，体面优雅的女孩子，多吃香呀，等着相个金龟婿就完事了。可这是多么凄惨的幻灭啊：带着希望启航，返港后发现自己依然是年轻时最不屑的啃老相亲废物，可能勤勤恳恳工作二十年都填不上出国读书生活的开销，更不要说买房了。恐怖。敏锐的共情让她们再度被这片土地的价值观吮吸，涤荡——只有钓到金龟婿到点结婚才是对的；又或者你得做个能消费一切的“独立女性”，以力破巧才能服众。太累了，太疯狂了，太不体面了。最挫败的是，泛自由派的文化机构往往人微言轻，自己在同温层里逼逼叨再多也改变不了社会。真正拥有力量，能造就改善的还是伟大、光荣、正确且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
很多黑洞行业，吸引着要面子有理想的年轻人。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尤其是国内的）其实也算一个，之前也讲过，不赘述了。
我也从来都不认为人只有财务自由压迫众生才能自尊而独立地生活，但这份尊重彼此的原则在更多时候只是同温层中的一种防君子不防小人——你没法和野生动物们沟通，你不能指望狮子放弃对羔羊的屠戮：教员说过，这是斗争。
追求自由的少年和追求公义的少女，也许不用太久就能变成脖子上满是赘肉的成功人士，和为母则刚的黄庄妈妈，实现他们曾经敌人的天职。他们或许会不断地把那段黄金时代的过往经历共同记忆吐出来，甜蜜地咀嚼。他们面对汹涌的来敌，不知是什么击碎了希望。土猪们发出哼哧的嬉笑，把他们视作落败的敌手，自己达成鸠占鹊巢的阶级流动自我实现中的一个小环节。不同出身的人愿望确实很难相通，无助地在自己所属的圈层内卷才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