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平原上的娜拉》的读后感，如果还没有读过，可以先看看这篇特稿。同时也可以参考播客随机波动针对这篇报道做的一期节目。特稿原文写得很好，文字本身就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
在都市丽人们的想象中，刘小样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比较凄惨的形象。她拥有相较身旁的邻人更加广阔的思考和表达能力，也有学习新知识的欲望和一定的行动，但几十年来却局限于自己的母职，没有真正地彻底走出过关中平原。
且不说刘小样本人的遭遇应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单是“农村”两个字，在都市丽人眼里就已经与正义的弱者的形象划等号了。更何况，这位弱者还有着和她们类似的趣味和心境，简直是绝佳的共情对象。一定是有什么敌人导致了这一切：父权？资本家？城乡二元？
不过，以今天的我的见识思考，我就不会只发出这类二元对立式的感慨了。现在我的习惯是，一定要尽可能弄清一段故事中，包括作者在内的每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和思考模式。只有这样才有价值。
在我眼里，真相或许和都市丽人们浅薄的同情与谴责恰恰相反，刘小样和她的丈夫王树生（特稿中采用的化名），本都已是非常优秀而有成就的人。《平原上的娜拉》原文中提到，刘小样一家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村里的榜样。王树生17岁出门做生意，26岁从兰州回家，90年代那会儿，他们一家是村里最现代最富裕的家庭。而刘小样对子女的悉心照料与培养（她的两个孩子最后都上了大学，移居到西安），以及她个人在语言学习上的天赋，更展现出了她相当高的个人水平。毫无疑问，她和王树生，在当地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人杰。
更无法让人把这一切甩锅到“父权”之类抽象敌人上的原因是，王树生是真的爱他的妻子，他从未反对过妻子外出闯荡，只是觉得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毕竟，事实就是，在数次探索后，妻子的烦恼反而与日俱增。何苦呢？
当地人必然无法理解刘小样的苦恼，只会把她的情绪当作是一种凡尔赛——如果他们会用这个词的话，一定会这么表述——你家庭富裕，夫妻恩爱，婆媳和睦，儿女双全，甚至都已经学会外面的人说的话了，就连外面的人都把你当人看了，你还有啥不满足的？
但我也并不觉得这只是个庸俗的，所谓“眼高手低”的故事。
在这篇特稿推文文末附上的视频里，家喻户晓的央视主持人张越平静、坚定而慈祥，她循循善诱地引出刘小样说出了她希望对方说出的话。今天的我看到这一幕时，一种中产阶级看动物园猴戏的映照感油然而生，让我有几分反胃，又更多只感到悲哀。小学时候看《半边天》，只记得张越凌厉而中性的特征，完全没有从节目效果的角度考虑过她的行动逻辑。现在看来，她也是为了节目拍得好看很努力咧。
《我叫刘小样》播出后，很多人告诉张越，刘小样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其中很多是男人，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在我看来，这些人和刘小样之间的确存在共性，尽管也许他们并没有抓到要点。这种共性与人的出身、具体从事的职业和所处的地点无关——即便是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活得比刘小样更像一个“典型的农妇”。这是人的志向和意志的问题：你是否还有对远方的向往？
一切虚拟媒介的作用都是在为我们提供想象。文字，是今日的诸多媒介体裁最古老而灵活的那个。没有对文字的感知和重构后的表达，就难以共情他者，想象远方。从刘小样听收音机自学普通话的经历可以看出，她的天赋在于文字表达（模仿）能力。在这方面，她甚至比我很多本科和研究生的同学都强。这也是许多学者和艺术家共同拥有而痴迷的能力。
这期节目至少——或者说，至多也就说明了一个现实：刘小样是个愿意思考，向往远方，表达能力很强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真正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意味着她清楚自己该如何才能在不同的地方过上一种对她来说更好的，更开阔的生活，更不意味着她真的能做到这一切。
结婚多年后的刘小样多次尝试一个人启程进城务工，去闯一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世界。然而她并没有切实可行的策略。多次实践后，事实证明，她对真实的都市商业社会一无所知，浅薄的见识和平庸的能力让她只能从事一些非常繁复、琐碎而劳累的工作，勉强维持自己生存。她并没有抵达自己期待的那个彼岸。她甚至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对彼岸生活模式的想象。
这种落差感让她的精神健康恶化。她开始怀疑，到底是自己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一方面，她相信自己应该抵达某种不一样的新世界；另一方面，她无法抛弃当下的小确幸，她也认可自己做一个好母亲，完成母职所获得的认可和夸奖。刘小样被乡村和城市两头的价值观同时蛊惑，搞得晕头转向，不知自己究竟应该栖身何方。她不明白对人进行价值评判的原则其实总是基于社群主义的，只要换个圈子，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又或者，她明白，可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投奔谁。
这真的不赖刘小样。她人生的最大变故就是14岁那年从初二辍学——在我们的认识里，“学生”这样的身份，可以了解更多未知，因而总是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和可能性——从此之后，她就失去了选择远方的合法性。我猜，她自己心里也多少一直都因此打着退堂鼓，觉得自己的人生轨道已经定型了，无法改变了。这种纠结反复是很正常的，也没什么好谴责的。我的理解里，她人生的最佳剧本是这样的：她如果能把书念下去，接受高等教育，日后在某个城市聚落里从事一份文字相关的工作，有她的同温层陪伴在身边，她的生活应该会好很多。（当然了，也许那时她又会迎来都市丽人式的苦恼，这是后话了。）
但她已经没这个机会了。带了十几年娃，一个人很容易被忙碌而重复的生活驯化，磨得没了心气。想要真正地一直维持一种对远方的希望感，是非常困难的。我上班半年后都产生了这种感觉，何况一位十几年的全职母亲呢？即便是在教育体制里按部就班地读书前进，其实更多时候提供的也只是一种基于体制背书的虚假希望，大学生往往也没想过自己具体要做什么。从这点说，刘小样和大学生们一样，谁也别瞧不起谁，谁也不丢脸。
王树生觉得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他的妻子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我看来，这样的用词并不准确。我更愿意称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为附近主义者和远方主义者。有的人就是乐于融入某个社群，在该社群的评比规则下勇攀高峰，赢得他人的尊敬，实现自我；而有的人生来就带着一种高开放性的疏离和自由，与任何社群都有点格格不入，只有新鲜的幻想和见识能敲响他们的灵魂。
客观的矛盾点在于，不是谁都有钱一年到头去环游世界，谁也逃不开附近性构成的生活。附近与远方之间，隔着一道道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才能弥合的鸿沟。对大多数人来说，“改变”只能是个永恒的幻想彼岸。更多的人考试失利，没能通过教育选拔，加入一种新生活，就此认命，永远地失声了。在市民文化的语境下，刘小样不过是一只有幸被放在聚光灯下展出的观赏动物罢了。
有趣的是，尽管《我叫刘小样》没能改善两位对谈者——刘小样和张越的人生，它所传达出的一种基于农妇的身份认同的远方主义却为千千万万守在电视机前的落后地区女性观众提供了希望。这期节目让她们意识到，世界上至少存在这样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人，自己并不是一个疯子，自己的愿望是有希望实现的，远方就在咫尺了。这篇特稿的作者安小庆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展开了属于自己的冒险，书写了自己的故事。然而，将近二十年过去，那个当年曾激励过她的人，依然陷在一种不得解脱的精神困苦中。
但这是一种宝贵的困苦，她们都是好样的。人的志向和意志，着实是与具体的出身和贫富无关的。我虽然是北京人，但据我观察，大城市的本地主义造成的问题并不比乡村好到哪去。人并不是生在大城市里，就会视野更开阔，为人更包容，生活更进取。尽管理论上讲，在城市出生的人有更多的资本做出选择，弥合附近与任何远方之间的一切鸿沟，但我的观察是，这些客观条件似乎和人的探索欲望是互不相关的独立事件：我身边很多京二代的老同学，在智力和拼搏劲儿上均值回归，输给他们父辈不少；我父母作为土著人士，更是把结婚生子养家当作最可取的追求，以此获得人生的安心感——这真的比刘小样更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农妇”。一个区域内的人群中，总会有大多数人是安于现状，乐于保护守卫旧生活的附近主义者；也总会有一小部分人在二三十岁的年纪里，一直像一坨火山一样躁动着折腾，像无头苍蝇一样诉说自己对远方的渴望。
我们的文化中，自我是集体化的。我们愿意去寻找一种狭隘的一元化思维，去讨论一个人的成败，以此获得一种身处主流社群的安心感。这也就导致了我们总是把社会时钟的轨道当作最高真理，拒绝承认人性中本就存在的反复与矛盾，探索与进步，活在一种儒家式的循环史观下纯洁初民的想象里。即便是当代很多自诩进步开明的年轻人，在我眼里，不过是换了一层表皮，加入到这场精致利己的暴行中，把虚无的从众和消费当作完美主义的妥协代餐。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怎能指责刘小样的“反抗”是“失败”的呢？
因此，我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只要一个人还对远方充满着向往，还因此纠结惆怅着，哪怕这种向往在事后看来是可笑之极的自我毁灭，那他就是刘小样，就是娜拉。而这一切的价值不需要哪个社群做背书，这场自由意志与轨道上的宿命搏斗的战争本身就是意义。
也许这场战斗永远没有终点。也许你的大脑结构决定了你生来就是这样的人，就要承担这份永不满足的痛苦。也许这种心情是一种竞争优势，有助于你发现新的生活中的机会。更甚至，也许远方本身就不存在，我们只是沉迷于这种对虚假的希望执着的情绪而已，也许绕了一圈后，一个人最终还是要重新面对附近，向既定的剧本屈服，并找出一系列理由说服自己的选择并没有太多违背过往之处。
不过这都不重要。只要人还在鸿沟的边界上摸索，试着填补，哪怕哪天掉到了这个沟里（正如鲁迅所说，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也不丢人。重要的是，做出选择，把自己的故事讲完。
2021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