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年来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被人民背叛了。
我很久以来的思维模式是高度理性主义的，总是第一性原理式地去通过一些基础假设思考生活中的问题。这些假设包括：人具有自由意志，个体具有基本权利，开局和结果都应当尽可能平等，之类。我始终相信这是人人追求的东西，毕竟课本上也是这么写的，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荒谬的集体主义和邪恶的暴君让我们失去了这些美好的，人人追求的价值。
但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在观察中，我意识到我的极端自由化的思想方式和诸多初始假设已经无法解释很多现象了。
比如我发现，一旦存在某种评价标准，平等就会消失，这是一件可检验的事。可即便在竞争之外，我们单纯去讨论同情心，绝大多数人也都不在乎平等——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结果上的。嘴上说着平等的人，很多时候都只是出于嫉妒和自卑，想要在不有损当前利益的基础上，在自己的短板部分攫取更多利益罢了。这个现象在女权运动中展现得比较明显，此处不做展开。
比如我还发现，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个体意识。再尊重个体意见的个体主义者，也会认可一定意义的普世价值，也希望自己能有三两知己作为交流空间中的同温层，渴盼同温层就意味着集体意识、归属感。最终的结果是，让自己在一段时间内（这个时间往往是思想定型的20-30岁）的同类观点代替未来全部时间内的直觉与常识。为避免思考异化，极端恪守原则的做法应该是不加入任何群组，但这明显又是无力荒谬的自闭做法，因为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外部的观察者，我们甚至不能确认自己的形态。这个现象在一些小众文化圈中很明显，大家喜欢吹嘘自己尊重个体意见，具有独立思想。他们无法形成大规模而有力的意见统一的自组织，往往是某一口号下三三两两个人组成的小合作单元的松散集合。这种做法成不了任何事，客观地讲，只是小规模的自嗨罢了。
甚至，更多的人，比害怕平等和害怕孤独的人还要多，他们都是害怕自由的。自由的伦理在于选择，选择意味着为不确定的未来负责。但我们一方面不愿意失去稳定，另一方面也不愿意负责。稳定意味着没有选择，负责意味着可能会出坏事。我们习惯了被权威指派去做绝对正确的事，习惯了被人赋予正面情绪，所以只想要给我们正面情绪的自由，比如周末出门去草坪上打个滚什么的，但这很不现实。此外，即便一个人可以承担这些，他也会害怕自由，因为它还意味着孤独，选择多就会不稳定，而舒适的情谊是一种稳定的社交关系。最要命的是，关于每个人都像一张白纸一样，具有一定独立的高度理性的自由意志的假定，它本身就是极度狂傲的。我们并不仅仅是在观点上不同，我们在生理基础上感知的微妙差别也会铸就我们截然不同的认知与行为。我不能替人做主，可人们希望我替他们做主。
最后，我还观察到一点：最幸福的人是缺乏同理心的人。因为具有同理心的人，会如前三段所述那样，产生一种虚假的共情，把自己对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偏执期望强加到换位思考的对方身上。在这个过程中，以自身作为模型，只改了几个参数的第一性原理模拟看似得到了高精度的，细腻的情绪结论，实际上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从指导行动来实现目的的有效性上说，还不如直男癌式的刻板印象和传统经验靠谱。能够用力去享受一段亲密关系的人，并不需要真的多了解对方，ta只要符合统计规律上的正常人行为就可以了（比如去给女朋友买一盒口红）。在这个过程中，ta并没有因为自以为换位思考而殚精竭虑患得患失，而是把对方作为亲密关系的客体看待。而亲密关系中的痛苦，也大多来自于对对方天衣无缝地理解自己的期待。
所以我想说，我被人民背叛了，被考试做题课本忽悠了。绝大多数人都不在乎自由、平等和爱，他们甚至连「思考」的念头都没有。更多的人思维模式很简单：正强化，爽，对；负强化，难受，错。如果真的要站在人民群众那一边，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一定是一条散发着邪恶的光芒的，保守反动之路。
这些观察和解释固然非常庸俗，但我还是很庆幸。一方面，我一直都没失去我最宝贵的东西：观察、常识和本能，对这些原则的坚守助我打破了几分理性主义的迷思，免于受到过多专治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规训；另一方面，我没有一上来就接受这些庸俗的结论，也许是有好处的，和我的母亲相比，我的优势也许就在于，现在我可以原谅自己两头下注了：犬儒与奋斗逼，随便选一个吧，神不在乎。
201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