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2021年11月19日刊载于纽约时报摩登情爱（Modern Love）专栏，标题为He Cared About Me, So I Broke Up With Him.
当你习惯了过山车式的糟糕的亲密关系时，就很难相信任何其他类型的可能了。
大卫说过，他那时是从我的肢体语言里读出的我对他感兴趣。我当时在一张木制长凳上，两脚缩在身下，手臂放在靠背上，把脸朝向了他。他当时背着双肩背，和我聊着斯塔兹·特克尔，问我要不要管他借琼·狄迪恩的《散漫地步向伯利恒》。
不过，他误读了我的肢体语言。我当时并不是在表达对他的兴趣。真相是，长凳弄疼了我，因此，为了能坐着舒服一些，把身子转向另一边是我仅有的选择。这其中的原因是我身患的疾病——埃勒斯-当洛斯综合征，一种令人痛苦的先天性结缔组织疾病，还有自主神经紊乱，这种病影响了我坐立、消化和温度调节能力——因此，对我来说，很多姿势都会招致疼痛，或者最多只能忍着坚持一两分钟。
那天，和大卫一起笔直地靠在那条木板上，我的肋骨被推到了一个不舒服的位置上，开始疼起来。我淤青的骨盆在那坚硬的表面上震颤起来。转过身去，这样我的体重就能尽可能地落在屁股上脂肪比较多的部分上，我就可以用我的手臂把身体从这根木头上稍微抬起来一点。
那是六年前了，在加州的伯克利，我是为了它宜人的气候而搬到那里去的，这对缓解我的症状有帮助。那天天气很凉爽，而他穿了好几层——T恤衫、法兰绒衫、毛衣、夹克、围巾还有帽子。我在T恤外套着一件长开襟羊毛衫。
当看到我的手变得青紫时，他把自己的围巾脱下来，套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开始讲起坐湾区捷运时遇到的一件恐怖的事，我讲到一半，特别提起整件事可能完全都是我自己的错，因为我坐在一个里面的座位上，留下了靠走道的空座位，给了骚扰者可乘之机。
他在这里打断了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道，“都不是你的错。”
是我先讲起的这段都市日常生活轶事，然而之后得到的回应却有了转机。他在关心我了。他当时在专心听我讲话。
几周后，当我们在奥克兰一起吃鱼肉塔可时，我对他讲了我的残疾。我遭遇到的晕眩和恶心，以及我后备箱里的轮椅。他弯下身来，记住了所有的细节，眼眶里涌满了泪水。
又过了一个月，他载我去了一间音乐工作室，在那里，我和我的好朋友娜塔莉的狗，还有一本《一间自己的房间》一起蜷在一张皮沙发上，听娜塔莉的乐队“葡萄柚”录制专辑。大卫注意到了我在车里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我说我的布洛芬用光了，不过也只是有点头疼而已。当他回来接我时，在我的座位上等着我的是一瓶水，还有一包美林。
然后，所以，在我们认识了四个月之后，我和他分了手。他站在电影院外，穿着他的那件开襟羊毛衫，背着双肩背，脚着一双船鞋，而我多一分钟都不能再忍了。他那诚挚的爱引发了我的反感。想到他想要关心我，想到他那份无懈可击的忠诚、接纳和保护，就让我的喉咙里涌满了胆汁。
大卫长得很帅，为人风趣幽默。我每了解到一件新的关于他的事情，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一分——他顽固的谦逊，遮掩了他本有的才智和自信。和他亲吻的感觉很自然，我们的交谈也都很轻松。
然而，我还是分了手。
我把我对大卫的感觉，和我对那些我曾经渴望过的让我苦等的男人们的感觉进行了对比，我发现，我对大卫的感情里缺乏那种强烈的热情感。其他男人都回避谈论我的残疾。他们总会迟到。我在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不确定性和爱并不是一回事。
没有大卫的第一天，我感觉自己终于能喘口气了。我和我的朋友艾莉驱车，沿着马林路一路兜风，去斯廷森海滩。
第二天，正当我光着身子，躺在伯克利秘密温泉浴场后院的红木平台上休息时，疑虑悄然袭上心头。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纱线店停下来，选购了一批当地绵羊产的毛茸茸的灰色羊毛。我打算在我思索着该怎么办的时候织一条毯子。我把一整轴线都用完了，意识到如果要做一块比大号手帕还大的毯子，那还需要再来一些线。于是我又买了两轴线，嘲笑起自己要做一条90美元的毯子了。我一边勾着针，一边想着大卫的事。
我考虑着给他发消息，让他知道我现在对自己的决定有所疑虑，但又决定算了吧——我的不确定性轮不到由他来管。还有，这条毯子还是太小了。我又去买纱线了，又一次，又一次。
那周结束时，我总共在这块毯子上花了390美元。对于一个寄住在一对夫妇的空闲房间里的失业者来说，这可太蠢了。我小心地把这块毯子叠了起来，用丝带系好，给大卫发了封电子邮件：“我们能谈谈吗？”
他同意和我在梅里特湖见面。
我们坐在他公寓的几个街区外的水边的一块毛巾上。我把那条手工毯子搁在腿上，摆弄着这坨毛线圈，抬头看了大卫一眼，又低下了头。我想象着他受伤、坚定又怀疑的表情，呼吸还在加快。他静静地等着我，让我试着拼凑出一句话来。
“我很抱歉，”我说，“我应该在分手之前和你好好聊聊的。”
“你说得对。”他说。
“我很害怕我犯了个错误。”我说道，目光移向别处。
我试着解释起自己在面对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时的样子。我说出的词语乱成一团，我的身体和意识都陷入了惊恐。我没有因为忠诚的伙伴关系而感到安慰，而是感到了厌恶和害怕。我说，我之前和心理医生谈过这些，而我认为这是因为大卫给我带来了不熟悉的感觉。在遇到他之前，我的亲密关系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失落感，而这样的亲密关系，都反而让我体会到了——安全感。
他点了点头，表现出耐心。然后向我解释道，这些话对他很有意义。他在那之前就倾听了我过去的亲密关系的故事，在我和他分手后，又入手了罗伯特·费尔斯通博士的书《幻想中的联结》。他认为，我可能是在试图重现早年经历过的创伤和不确定性。
费尔斯通博士说，孩子们不会质疑自己身处的情境，而是会把痛苦都归咎于自己。他们不仅责备自己，甚至还会开始期待失去和孤独。在面对崭新版本的成年生活时，我的世界观遭到了威胁。
大卫读这本书，是为了理解我为什么会在那时去伤他的心，并没有期待我会改变主意，更不要说还能再次交谈了。
自那次对话后，已经过去了六年。这条毯子现在还躺在我们靠窗的座位上，旁边放着一架双筒望远镜，我们用它来观赏偶然途径后院的动物们——狐狸、鸭子、鹅、兔子，还有一次，有一匹狼。
在我送给他这条毯子，然后我们一起去吃大蒜味的薯条的几个月后，我依然总是想要逃走。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我哀叹抱怨道自己当时没能经历一场全身心消耗投入进去的痴迷。我只是感受到了在家里一样的温暖和安全。和大卫进入爱河并不容易，但最终，留在这份爱里变得容易了起来。
大卫对我很好，每天都是如此。而我也对他很好。我们经常欢笑。我们读对方写的文字，聊到深夜。过去几年来，经历了山火、住院和大流行，我们对彼此的承诺从未动摇。我们对彼此都温柔又大方。
有时，我渴望地回忆起我经历过的过山车式的恋情，那些男人，那些不愿回我电话的男人，那些让我不得不把自己掩盖起来的男人。在那些恋爱里，爱只与渴望有关，而与归属无关。那些尖刻的话语和破碎的情感。那些把一切拆散后又重新聚合的喜悦感。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相信，我们所经历过的世界是最自然的。当我们还是孩子时，质疑自身的直接经验总会让人适应不良，毕竟，如果连我们的生活本身都算不上是安全，那我们还有哪里可去呢？
在成年后，我也曾一度寻觅能把我带回到小时候的情境。任何其他情况对我来说都太奇怪了，难以信任。
我已经向大卫道过歉了，没能让他拥有那应得的初见浪漫。由于我的焦虑，他错过了通常标志着一段关系开始的魔法般的，荷尔蒙爆棚的几个月。
有时，当有人提到他们一段爱情里早期的兴奋、刺激和无所不能的泡沫时，我仍然会感到一阵刺痛。但总有其他的魔法存在。
作者杰西卡·斯切利是一位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作家及残疾人士活动家。她的书《我们是这么玩耍的》和《我们是这么说话的》将于2023及2024年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