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同学们中有好几对老同学谈了很多年，最后都因为两家在买房问题上没谈拢而闹掰。我总是一方面深刻理解其中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震惊于中国年轻人扭曲的婚恋观：谈情说爱享受都市生活时搞后现代原子化个体消费主义市民文化纵欲那一套，等到了谈婚论嫁时又回归到前现代必须门当户对嫁妆彩礼都到位才觉得不丢面子那一套——贱不贱呐。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奕斐副教授提出了“新旧脚本”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旧脚本指农业时代留下的到点结婚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价值观下的门当户对包办婚姻叙事，新脚本指选择下追求个人自我实现价值观下的自由恋爱叙事。很多当代人的婚恋困境就出现在，既要旧脚本的传统价值荣光与体面安逸，又要新脚本的靓丽虚荣和随意行动的自由。尽管此二者之间并非完全互相对立，但至少是有不少互相对立的部分的。行为在逻辑上出现矛盾，那肯定没有善终。既要又要要不得。
《围城》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对照古今，你会发现，中国都市（中产家庭）青年生活的文化特征，其实在一百年前就是这样了，而一百年后居然还是这样：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却又不敢向列祖列宗思想宣战，百无一用的文科小留；把孩子送出国有了高学历，就自以为有面子维系了阶级地位的土鳖前浪；带着撒娇的劲搞女权，却又不甘在婚恋上被同龄人落下嘲笑的大龄女文青；跌跌撞撞在腐败的高校体制里混吃等死胡思乱想，最终向没那么喜欢的生活妥协却又不甘心的穷酸书生。
吸引年轻人的新思想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能接触到西方思想的年轻人，往往是有钱人家，被送出国念书的孩子。割裂的地方在于，这些家庭的的经济基础来自于他们在本地的社会地位，依赖于本土的旧礼教和旧产业。孩子们就算学成了新思想回国，最后也只能做一个把文化资本变现的老师或报社记者之类的，不如原先地位高的工作。讽刺的是，很多我们90一代青年的父母是60一代人，60一代人在青年时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如果他们有幸在此期间获得几套房子和不错的官职，到了21世纪就成了周先生和方遯翁，同样可以把子女的未来掌控在手心里，看着年轻人在新旧脚本之间徘徊痛苦。这样的生活，能不让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们幻灭吗？
我想，这百年来唯一的区别是，原来全国可能也只有不到十万这样的青年，而现在，这片大地上过着这种所谓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人肯定是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了。我很怀疑，1946年这本书出版时，包括80年代再版时，真的有人能看懂故事中的主人公们在说的是什么吗。按照我国最朴素的仇富思想，把能看懂的人都关进牛棚不过分——今天我们很容易共情书中角色的所说所做所想，但那可是20世纪30年代诶。
到了今天，《围城》中所述的诸多接触了新思想的年轻人的困境依然萦绕在他们心头。“高房价毁了爱情”之类的浑话总是那么有市场。在我看来，信这种说法的人，从一开始就已经抛弃爱情了。正如沈奕斐所言，这种人是在和一个模式谈恋爱，而不是和人谈恋爱，实在是谈了个寂寞。人们用行动证明了，男才女貌的婚姻旧脚本是我们心中真正的亲爹，西方那一套是野爹咧。Ayawawa也确实没说错，女权永远成不了主流。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无脑追随主流就能得到专属于自己的幸福。从我个人的理念来说，我是个反婚主义者。不是说我有多么跟风打拳进步或者多么不愿意立下承诺保护更弱小的女人，而是我对这种通过约束人性本恶的底线手段来构建生命意义的逻辑十分反感：一个人愿不愿意献祭一部分自我，构建出新的小共同体，在物质和情感支持上让彼此都生活得更加舒适，不是通过政府强制性的一纸财产划分背书就能改善的。秀结婚证的行为，总给我感觉是一种大型cult freak show：就好像大厂员工把劳动合同拿出来发给大家看，以此表示自己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职业一样。太监才靠结婚证壮阳呢。
但我也明白绝大多数人的心思——明白人性本恶的原理，明白占有欲的脆弱本质，明白文化和社会目光对人生活选择的惯性引导，明白选择自由而不是压迫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见识。所以我也不会对这事做过多谴责。我只是觉得，真正选择爱情的人才会得到爱情，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把二人世界过好。残酷的事实就是，如果你没有勇气自己做出选择和反抗，只是单纯地随波逐流不情愿地屈从交配财产管理学之类的，外部社会目光赋予的叙事，那么被孙柔嘉这种这一制度下的优秀玩家拿捏得死死的，活成方鸿渐那样也很正常，活该。
到了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在大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过洋的孩子们，回到这片让人糜烂的土地后，还是一个个活成了方鸿渐和孙柔嘉。这让我有理由相信，身处猪圈得过且过的土鳖情怀才是我们这方水土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