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5年10月

说来比较搞笑，作为一个喜欢写文喷粪的人，我第一次读韩寒的文章，大概是在2010年，当时比较关心时政，就去看他博客的博文，觉得写得还不错。在那之前，我对「韩寒」这两个字的理解和媒体以及群众渲染了无数次的内容一样，诸如「叛逆的新生代作家」、「当代鲁迅」、「愤青」一类的标签，心中大概有了这种认可，但是毕竟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所以也不能完全确认。当然了，现在再来看这些别人贴上去的标签，简直搞笑。

但毕竟有这些标签，所以我在看他的文章时，多少还是怀着一种身为同种生物，惺惺相惜的眼光去看的。一个简单的社会实验就能说明贴过的标签对人的思维有多大的不可逆影响：一次开车回家，电台里在放张国荣的《我》，清脆而响亮的男声，放完后，主持人说「这首《我》的演唱者，是韩寒，大家还想不想听更多非歌手演唱的名曲呢？接下来……」素来对韩寒没太多好感的老爸听见了，只惊奇地叫道「嘿，韩寒这小子还会唱歌啊，唱得还不错啊！」我想，如果电台主持人先说明这首歌是韩寒唱的，我爸一定会抢着嘀咕「切，小屁孩文章写得也不怎么样（虽然他基本没看过韩寒的文章），还唱歌，又作秀，能唱成什么样啊？」就这么把他批判一番。

我当时看的韩寒的第一篇文章是谈反日游行的《奴才、主子和狗》，后来把之前写的《亚细亚的孤儿》也看了看。这两篇文章到没有让我看出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内涵，只让我觉得韩寒是个悲悯的人，我以前说过，这是一种优秀作家的气质，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人，能够替那些狂吠的奴才悲哀，也为千里之外素未谋面的朝鲜人民悲哀，说明他确实是个不错的作家。

当时花了几天，把他博客里的文章都看了一遍，以致于后来我买了那本《青春》（现在想来，我为什么要买，支持有钱人骗钱吗？）后，对着其他买了书的同学呵呵一笑，哼，这篇文章是阉割过的，老子看过原版。不过后来我突然想到，韩寒好像还是个写小说的，所以应该看看他的小说。当时恰逢韩寒的新作《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出版，我就去学校对面的书店买了一本，回去看，看得我很难受，然后我就大概懂了韩寒的小说风格，跟他写的杂文一模一样，毫无章法，说来就来。对于我这种看惯了普通的严肃文学的读者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

中考后，忽然又想看看他的出道作《三重门》，就问乔导能不能借我看看，乔导撇我一眼，说「要是给我弄脏弄皱了一点，我跟你没完」，一下吓得我屁滚尿流，于是我又赶紧去学校对面那家书店买了本《三重门》和一本《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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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老说我三观不正，因为我「总是喜欢看到事物的阴暗面」，这话如同一口黑锅，我先接了。不过我认为，所谓「喜欢阴暗面」，只是因为我喜欢悲悯罢了。

悲悯是一种气质，更是一种美德，一种可以从小培育出的美德。只要从小教育孩子要有同情心，理解他人，感同身受即可。

对于作家来说，悲悯是一种必备的素养，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感受社会的每一分气息。而对于凡人来说，悲悯是一种危险的气质——悲悯会让人踌躇不前，会让人在不该握手言和时对对手动恻隐之心，在残酷的斗争中沦为阶下囚，甚至殒命。

我的悲悯情怀，是在小时候由我奶奶教育出来的。她是个乐观的人，如果真说我为什么「总是看到」所谓「阴暗面」，大概就是因为我继承了一片悲悯的同时，没有继承那份乐观的缘故。

有一件事情，我可能要记一辈子。小学时有一次我被欺负，和同学打架，事后我奶奶很气愤地告诉我，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现在看来，简单地说就是要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后来我回家，把这件事和这番话跟我父母说，他们却更生气地告诉我：「千万别听你奶奶胡说八道，要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一听觉得好像这句话更有道理，于是后来又把我心中的矛盾对奶奶说，爸妈告诉我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奶奶听了之后一脸阴郁，用一副埋怨的口吻而又无奈地喊「都什么时代了，现在这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又不是『敌我矛盾』，有什么可犯不犯的！你爸妈怎么这样！」

我当时自然是不知道何谓「人民内部矛盾」，何谓「敌我矛盾」的，只是从字面上浅浅地推测了一下这两个「矛盾」的含义。直至今日，学习了历史课，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那么重视这两个「矛盾」之间的分别。当一两个定义型的词汇扣在某人头上时，会决定有多少疯狂的力量施加暴力于其身——这样的判定模式自然造就了一种条件反射，使人蜷缩起来。

关于那个疯狂的年代，奶奶很早前就给我推荐巴金的《随想录》看，最近总算才看了这本书。应该说，巴金也是一个具有悲悯精神的人，他不仅悲悯自己和家人朋友的悲惨遭遇，更悲悯自己见到的其他一切不幸。这种气质铸就了一位好作家，但在那之前，给我的感觉是，巴金是一位三观正直，具有优秀品质和良好美德的公民。

从巴金的文字来看，他没有什么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也没有什么千秋万代的写作计划，他做的一切，不过是守本分罢了：反抗自己所处的封建家庭和黑暗的社会，于是写小说讽刺它；在政治运动中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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