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杂文是一种直接、迅速反映社会事变或动向的文艺性论文。特点是“杂而有文”,短小、锋利、隽永,富于文艺工作者色彩和诗的语言,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在剧烈的社会斗争中,杂文是战斗的利器,比如鲁迅先生的杂文就如同“匕首”“投枪”直刺一切黑暗的心脏。在和平建设年代,它也能起到赞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针砭时弊的喉舌作用。

德先生,出生于20岁的朋友圈

2016年11月15日,是北京市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的日子。在前一天我们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晚上和很多老朋友扯淡扯到道晚安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得早睡了,明天还得大早起床去给我们院长投票呢。

第二天一早起来,就看到很多同学在朋友圈里秀起了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明证——选民证!多么光辉的三个大字!它是什么不重要,毕竟几年才能摸一次,而白底黑字的纸上,「选民证」三个字带着一股来自上个时代的扭曲肃穆气息,这种横跨半个世纪的两个时代交融的魔幻场景显得格外滑稽,同时,大家都参加了这么稀罕的活动,由此看来,它的确适合被发到朋友圈上。继朋友圈美利坚大选后,我们再次用选民证参与了朋友圈政治生活。

我的朋友圈情况很有趣,有几个女孩子只是把盖上「已选」印戳的选民证放了上去,像是平常举了个会发自拍似的配上一句「我也来发一下啦!嘻嘻」,我想,她们的心态大概和发成人礼的正装照一样,为自己的朋友圈和伟大的人生轨迹又添了一笔。也有几个男孩子放上那张图后不屑地啐道:「呸,形式主义,狗屁民主!」也有人心态更平和,跟风发了朋友圈之后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说「我确实不认识这些候选人啊#笑哭」。

嗯,我觉得大家都很正常。

选民的登记工作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开始进行了,同时,很多学院的楼里都贴上了选举相关的标语,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那句「投好庄严而神圣的一票」。我想,姓郝的诸君最好给自己孩子起个好名,比如儿子叫郝庄严,女儿叫郝神圣,当然了,可能这不太女权,儿子叫郝神圣,女儿叫郝庄严也成。

很多对政策不太敏感的同学不知道这厮怎么回事,为什么上大学两年了不说这事,现在忽然想起来投票了呢?共产党到底几年投一次票呀?不幸的是,我知道这个悲惨的现实——我已经20岁啦,有投票权了!

这种权利的官方说法是选举权。按照常理来讲,如果我们想要行使这一权利,需要提前去街道办事处登记选民,在获得选民证之后才能投票。学校非常人性化,知道我们懒得自己出门,于是就给每个班班长发一张学生们自己签字的表单,大家稀里糊涂地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卖身契之类的东西,总之班长给什么签就是了。签了这个字,就算是认可了学校帮我们登记办理选民证,当然了,对于多数同学来说这不重要,毕竟不签字的话班长和导员是要发火的。

归根到底,学校希望我们去投票,给学校贡献出一位人大代表,所以才这么急着催。我校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有四位,他们从籍贯上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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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坏蛋北京人

每年北京人都要被嘲讽,从上高中开始,我就逐渐习惯并热爱起了这样的全国性习俗。最有趣的经典嘲讽是「400分上清华」,一开始,我还会很认真地和不了解情况的外地朋友解释,北京高考虽然简单,但是400分还是太低了,用这么无知的说法嘲讽北京人,会显得很蠢的,你即便真的想要骂街,也应该嘲讽北京人名额多升学率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大家听了我说的都很高兴,告诉我说以后再也不黑北京高考分低了,就骂你们上大学的人多比例高,北京人傻逼。听到这么多理智的声音,我感动地留下了热泪。

再后来我就懒得解释了,因为查阅资料后发现,「400分上清华」是确实存在的事情。在21世纪之前,全国统一高考试卷,北京人上同样大学的录取分数就是低,就是菜,其他省500分甚至600分上清华,北京确实只要400多分。为了遏制当时群众的怒火,教育部决定让各地自己出高考题,然后把全国各地(除了江苏、上海是特例)分数绝对值都控制在五六百左右,显得公平公正。这么朝三暮四(这里取古语本意)一番,居然真把很多人哄走了,可见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的智商确实是上不了清华的。

但人毕竟不是猴子,妥协的政策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当外地家长们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掏了几万块钱像上婊子一样上了三本大学而毕业后依然找不到工作时,仇恨与怒火就再度归来了。互联网时代不用贴大字报了,也不用游街示威了(也不敢),我们开始转发朋友圈。虽然正常人都知道北京人400分上不了清华,但毕竟这个国家没多少正常人,所以宣泄怒火的最强宣传语依然是「傻逼北京人只需要400分上清华」。

搞笑的现象发生了。我身边的朋友们开始奋起反抗王德彪的肮脏污蔑,一个个像我年轻时那样,为不明真相的外地朋友们解释其实北京人400分不够上清华,表情认真而严肃,高贵而端庄。然后愤怒的外地朋友们更愤怒了。

更搞笑的现象发生了。随后,我朋友圈的北京同学们失去了端庄的仪态,惊人地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外地狗考不上北京的大学,是因为他们没本事,清北是北京的大学,所以是北京人的大学很合理,自己家住哪的爱滚哪滚哪去。甚至有的同学一气之下提出了「外地狗英语口音不标准所以应该滚回老家」的说法。然后更愤怒的外地朋友们更更愤怒了。

想要讲明白高考问题并不难,不过比起把问题搞明白,大家还是更喜欢喷人。在论战中,不管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大家都以自己喷爽为最优先。外地人的语境里,「公平」「平等」等概念处在正义的最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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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得谈道德

前几天微博转了是否支持柯震东复出的投票,被友人质疑了三观。我投票前以为会是支持与抵制64开,一群臭傻逼脑残粉小姑娘支持结果这事就不了了之,但结果居然是54%的人投了抵制而只有27%的人支持,这个结果更让我悲伤,感觉还不如前者,所以气得说了句,你国药丸。

大家不太理解我这心态,你妈逼是支持也不行抵制也不行,所以该怎么办咯。嗯,确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怎么说都是放屁。

因为整个事件中很搞笑的一点是,广电封杀柯震东仅是自己一纸令状的独断专行,而是否必须封杀该艺人,在法律中是没有规定的。相反,我国禁毒法里甚至还有禁止用人单位歧视戒毒人员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七十条),似乎广电反而违法了。这种行为就类似于文化部封杀大家爱听的一百二十首歌曲,假如你反对后者,那同样不应该反对前者,否则就是双重标准精神分裂,我厌恶双重标准。一般来说,我们年轻人不喜欢公权力管制文化,如果你真的抱有实现自由未来的美好幻想,那就应该支持解禁柯震东。

可能有人要说,吸毒是不可饶恕的原则问题,应该区别对待。我从情感上十分支持这种观点,别说吸毒了,要我说吸烟的就应该直接枪毙——吸烟有时甚至比吸毒更害人,至少吸毒不会有二手毒——如果不能把吸烟的都弄死,别说禁演了,直接枪毙房祖名和柯震东都大快人心,反正我也不粉他们。但很可惜,我国禁毒法里没有这些条款,所以就不能直接咔嚓掉了。一般来说,我们年轻人都喜欢讲道理,如果你真的抱有实现法治社会的美好幻想,那就应该承认柯震东已在法律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他是合法公民。

也有人说,柯震东是明星偶像,更应该在社会上做出道德表率,所以对他狠一点没问题。实际上,那些大家崇拜的民国大师风流才子们没几个是不沾黄赌毒的,就连国父孙中山都是个谜之萝莉控,更不要说今日,贾斯汀比伯这种人依然可以在我国被公开崇拜。即使真要封杀柯震东,同样有过吸毒经历的所有公众人物也应被同时封杀。对事不对人,文艺一旦出现,就和原作者关系不大了(虽然我不觉得柯震东除了长相讨喜外哪里厉害,他的文艺成就肯定是不如贾斯汀比伯的歌好听的)。甚至文艺作品里各种各样的主人公也都并非善类,张学良这种吃喝嫖赌烟酒鸦片啥都沾的败家军阀都能在戏里被拍成爱国少帅,不务正业的北京土鳖老混混都能被称为老炮儿受人敬仰,更不要说四大名著的水浒传有多黄多暴力了。正常人都知道这是文艺作品,就算是崇拜张学良,宁可崇拜他有个好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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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得不痛快

雷洋的故事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了,被人打死,随便找个理由断定死因,再随便找个理由污名化他的死亡,然后便可守口如瓶——「我什么都不说,这是坠吼滴~」

这个故事的逻辑并不难理解,由于某种目的,一个无辜的人被杀了——其实他被杀的原因并不重要,因为屁民们知道这些并没有什么意义,大家只要知道他必须死,就可以了。

如果你从五、六年前就开始关心新闻,就会发现这是个稀松平常的故事。躲猫猫也好,孙志刚也好,自焚也好,袭警也好,反正这样的故事几乎是样板戏,看得多到人麻木。

在那时,有一群被称为公知的人占据了舆论根据地,针砭时弊,要求政府对事件给出说法,追求法律改革,希望社会进步。那段时期,微博上骂政府是主流,所有理中客分析事件替政府方说话的人都被痛骂是政府的水军。

再后来,又过了几年,帅气的大大来了,公知们跑的跑封的封,死的死伤的伤,被按在地上吊打的自干五扬眉吐气,成为了官方支持下的强者。

自干五们最喜欢说的话是「要以大局为重」或「上面在下一盘大棋」,以显示自己的沉默与不作为有多么理中客。我爸大概也是这么一个人,每天告诉我,你每天这么愤青啊,肯定没有好结果,国家安定了对你没坏处,你能天天打游戏混日子,不就是靠了社会安定吗?

嗯,说的没错,以大局为重,那肯定是成熟男人干的事,但问题核心在于,我到底是不是你们关心的大局,在不在这盘大棋里面呢?

这次事件的舆论和2012年后所有类似事件的情况差不多,自然是所有质疑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回复里尽是对公安执法的叫好之声。有趣的是,本次事件中,即便是那些之前经常自诩理中客的爱国小粉红,很多也都对结论提出了质疑,吓得不敢支持自己的祖国暖男爸爸了。

公知们曾抛出一个词,说是「人人自危」,大概意思是说,在这种法律不健全而恶霸横行的社会里,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事件的牺牲品。但其实就算是那个全民公知的年代,大家对很多事件也最多是抛出一点圣母心表表态。更多的时候,大家心里想的其实是:小悦悦被碾死了,嗯,我家小孩又不会管不好跑出去,关我屁事。孙志刚被打死了,嗯,我是北京人,关我屁事。看守所躲猫猫挂了,嗯,我又不犯罪进班房,关我屁事。农民被强拆自焚了,嗯,我住城里,关我屁事。

我妈就是这种爱说「关我屁事」的人的一员,为了保护我,她经常告诉我,如果有人摔地上了,你千万别扶,如果有人被欺负了,你可千万别见义勇为,遇见就快跑,你过去不是傻吗,被捅了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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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得不开心

最近魏则西之死的故事比较火,群情激奋,大家基本都把锅推到了百度身上,大概意思是说,百度给魏家推荐了坑爹的医院,结果一家子人被骗得倾家荡产,孩子的病也没治好,反而还死了。总之,这孩子终于死了,蘸着人血,趁着馒头还热乎,媒体们可以发一波力了,想要借此办事的人,也有机会了。

讽刺的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认真想一想,你就会发现百度其实没有违背什么法律,所以似乎没错。查百度是你的自由,打广告是我的自由;去医院是你的自由,开药方是我的自由;想看病是你的自由,赚你钱是我的自由……一旦什么事情都以「自由」之名冠之,我们在传统上认可的善恶观就顷刻间崩塌了,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的可怕之处。

但是,法律上没错,人们依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法律仅是社会契约的底线,突破道德下限,擦着法律底线游走于灰色区域,这不符合群众们的正义观念。于是乎,大家喊,百度,该死!打倒!甚至有人说,莆田人,人类的败类,都该杀尽!——我也觉得,人要是只为了在灰色区域游弋而活着,那也太无聊了。

其实,关于这件事本身,能够讨论的也就到此为止了,群情激奋之下,政府与媒体等各方的动作,都在寻着自己的目的做事,和我们这些屁民是没大关系的,最多也就是跟着吼两句,证明一下自己的正义感罢了。每当听到此类新闻,我更感兴趣的话题是:如果我遇上这种事,又该怎么办呢?

不懂医学的我查了资料,包括很多医学科普媒体也都说,魏则西的病是几乎不可能治愈而必死的——魏则西早就知道这些了,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到了这样的境地时,他会怎么反应呢?如果有医生告诉你,你必死,你会对他怎么想?你会相信他吗?如果同时又有医生告诉你,我有强效药物,可以治好,你会相信谁?

实际上,魏则西早早就做了必死的打算,他一开始受到大家关注,就是在知乎上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在刚刚发布时便受到了知乎内用户的极大关注,也有专业的医生推荐了一些实验药物,希望魏则西能主动联系他们,拿死马当活马医,运气好就战胜病魔了。我当时也看了这个帖子,看完后只是默默地祝福,希望医生骗他用的实验药物有用。癌症晚期扩散转移之后满血复活,这种奇迹是很难发生的,后来果然,他真死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事件居然突然得到发酵,而且居然是和百度的坑爹推广联系在了一起。百度推广坑爹,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之所以这次突然被提起炒作,可能只是政府和媒体想吃一口人血馒头而已,其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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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自杀

这年头,似乎很流行大学生自杀,此外还有研究生自杀,就连我在大学的一年多里,都差点目击了一场自杀事件。可见,自杀应该是高校里的一种时髦,搞得我也想自杀一下试试了。

但是到现在我也没自杀。这样的情况,可以理解为我活得太好了,没有自杀的必要。但其实,对于自杀,我有着很多的理解。比如就我自己而言,就曾多次想过要不要自杀,最后分析的结果都是:没那个必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我觉得自杀是一件亏本买卖。

这个「亏本买卖」的道理是这么来的,我一直觉得,人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比如说国家培养(虽然现在说「国家培养」已经有点显得虚伪了)一名大学生,可能从小到大吃喝拉撒教育之类得花了数十万上百万,如果这位学生死了,一切的价值就会归零。从这个经济的角度上说,自杀是一件亏本买卖,一想到有人要亏钱,我就有点难受,那还是别死掉比较好。

仅这个理由肯定是不够的。除了经济利益外,人类的利益中还有精神利益,能从我的生存中获得精神利益的人,无非就是我的家人和各路亲朋好友了(假如「亲戚或余悲」之后还有什么的话)。我们常说「心态要好」,这说明精神利益不是一个守恒的东西。假设我活着是痛苦的,但是我的存在能带给家人幸福,那对于总体来说,好处多于坏处,一想到这里,可能我不自杀还是一件很赚的事。

很多自杀的人临行前的遗书中都写「我要去了,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不要为我悲伤……」之类,但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即便说了这样的话,到最后家人们还是会痛哭流涕,尤其是我们独生子女一代,价值观里只有孩子的家长得心痛到死。这样一来,从旁人的角度来看,就更不应该自杀了,因为这么做「不负责」。

但这种想法,其实也很不通情理。当一个人真的决定要去死的时候,肯定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痛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抑郁症),也就是所谓的「生不如死」,家人或许觉得,人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有什么坎过不去呢?他们这么想,恰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人与人之间永远不可能互相理解。这么看来,说一句「请不要为我悲伤」还是很负责任的。

至此,我们明白了,假如你不承认人可以用金钱衡量,而是承认人的生命有着别样的价值,那么你不应该反对自杀;如果你不承认人没有自我决定生死解脱的自由,那么你不应该反对自杀。由此可见,当左手举起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大旗,高呼进步的时候,我们又举起右手振臂高呼「关怀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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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角

这世界上必须得有个最凄惨的丑角,吸尽所有黑暗与悲伤,给大家带来光明和欢笑。

扑克牌的第53和54张是红色和黑色的JOKER,本来是不存在的额外卡牌,在中国的诸多本土玩法里,往往作最大点数使用。有些地区叫这两张牌「大鬼小鬼」或「大猫小猫」,渐渐地,因为大,大家约定俗成叫「大王小王」,两张在一起就是「双王」,强上加强。但实际上,JOKER的本意是「小丑」。最近,外交部推出了一套印有中国领导人卡通形象的扑克牌,红色JOKER是打着老虎的习近平,而李克强是黑色JOKER。我们一直把小丑牌当做王牌,自己习惯了到是无所谓,但稍微一想,就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小丑(clown或joker)本是中世纪宫廷里用于逗人发笑,给皇族取乐的演员——也就是所谓「弄臣」。历经演变,西方的传统马戏里,小丑成为了固定的保留项目。不仅仅西方有小丑,「丑」也是京剧行当中的一种。不过,我们中国人说到小丑,还容易想到「跳梁小丑」这个词。而这里的「小丑」指的却是「小小的坏人」,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事后诸葛的角度看时,失败的坏人和clown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clown也就这样翻译下来了。可如今,「小丑」作为坏人的意象不再通用,我们往往认为小丑就是逗逼演员。

与「丑」相对的是「美」。传统的clown装扮,画着红色的鼻头,把脸涂得惨白,描绘出深厚的眼影。这样的装束让人第一眼看来有点难受,但人们很快又把这种痛苦转化为欢笑。小丑们通过毁坏自己博观众一笑,让观众觉得自己比他美,这其中的逻辑大概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虽然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在批判这个观点,但实际上,万事万物的乐趣似乎都来于此。

我把一切乐趣的来源归功于「压迫」,只有当我们产生了某种优越感的时候,我们才能快乐:买了房子开心,因为之前的自己无处可归;考试成绩高开心,因为有其他差生;看影视剧开心,因为结尾正义战胜了邪恶;听相声开心,因为逗哏在犯蠢——说到相声,这几年来,人们总批评相声小品越来越无聊了,找不到捧腹的笑点,总感觉都是在挠着胳肢窝让观众笑。有人说,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文艺作品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政策收紧,讽刺批评社会乱象的作品少了,又或者说,能表演出来的那些一成不变,大家早就听腻了。所以,最好能放开些政策,让我们多骂几个坏人,好出出气。

把「坏人」作为压迫的对象,这个主意听上去不错。毕竟这是个「觉醒」的年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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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艺青年

这些文艺青年,就这么可怜地被挂上了一顶「伪文艺青年」的帽子。但我不愿这么叫,宁可叫他们「新文艺青年」。

近年来——这个「近年来」有点不接地气了,我接下来要说的,放在5年前好像也算是「近年来」——「文艺青年」这个词,基本上有了一个被定义化了的基调,他们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热爱文学、热爱音乐、热爱旅行;向往富有、向往自由、向往爱情。爱的文学是村上春树和米兰·昆德拉,爱的歌谣是左小祖咒和周云蓬,爱的远方是丽江和佛罗伦萨。向往的生活总能被绘成一幅画:在明媚的清晨睡足了懒觉,阳光轻抚着面庞,她揉了揉眼,自然地起了身,走进餐厅,转了几下咖啡机,按下按钮,打开一本纸页泛黄的小说,慢慢地翻着,温润的黑色液体浸流入心肺,由这清新的温暖开启了一日的生活。就连爱说的话,好像也有这么个句式:「生性薄凉,冷暖自知,岁月安好,现世安稳」一类。

这种状态曾是时髦的象征,但是现在,也渐渐地腐烂了起来,时不时地变成了一种被嘲讽的对象。在我眼里,这种过程是不可逆的,因为在它的背后,实际发生的事情是一种蔓延式的普及:可能一开始身边朋友只有一两个人这样,让人觉得很酷很新鲜,但后来你发现,小学同学中有三个读村上春树的生性薄凉的死文青,中学同学里有五个听周云蓬的冷暖自知的小姑娘,大学室友又是一只岁月安好的驴友,这时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是他妈的现世安稳——无聊透了。

有很多人对这些「文艺青年」不屑,这些不屑的人中,一部分人确实是看过很多书,听过很多歌,去过很多地方的,他们觉得,「文艺青年」是很神圣的,即便不做到60年代嬉皮士只身闯入亚马逊雨林亲吻毒蟾蜍的壮举,最起码也得有点大成就才行。读过那么几百本甚至上千本书,才算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吧。音乐就别提啦,上个吉他二月速成班,肯定不是爱音乐的青年!至于旅行,跟团游的体会都是瞎扯,有种来一次说走就走的骑行啊?

「文艺青年」们被诟病的不止这些。饱读经史的男孩笑了,他们说:你们这种「小清新」的生活,不过是建立在广大群众血汗之上的奢靡,真实的生活是更加残酷的,所以这些追求都是可悲的矫情。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由地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所有的文化上层建筑,可能都是建立在某些向死而生的理想之上的——有些身不由己的事情我们无法预料,一切谴责都是多余。这实在不是个政治觉悟问题。

这些文艺青年,就这么可怜地被挂上了一顶「伪文艺青年」的帽子。但我不愿这么叫,宁可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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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梦想是什么?」

《中国好声音》这两年很火爆,身边许多同学都在看。我虽对选秀节目不感兴趣,但还是有一点常识,据说,在选手自我介绍后,主持人会问他们:「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选手便会感人至深地抒情一番,表达自己在音乐领域的伟大抱负,然后选择自己的导师,开启选秀之旅。

观众们看到这番景象,往往会被他们的执着与赤诚感动,觉得他们真的是伟大的追梦人。当然了,也有一些人很气愤,抨击说这是恶心的作秀,拿神圣的「梦想」开玩笑。我一直觉得,选秀节目就是要作秀的,有些时候,梦想和实现其所需的代价之间没那么大分歧,所以也不觉得愤怒,只是感到奇怪,大家都只关注这档节目,好像这个时代,全中国只有这么几个音乐人在追逐梦想。

罗永浩在新东方工作时,曾有一个上课时做的即兴演讲,主题是关于犬儒主义(cynical),其中讲到,八十年代是一个人心涣散、毫无道德的时代,在那时,社会的唯一价值观念就是钱;所有不计较利益,单纯地遵守传统道德的行为,比如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个座,都会被认为是虚伪的表现,为人不齿。步入21世纪,这种现象好了很多,大家吃饱了肚子,忽然意识到还是应该讲文明,懂礼貌,起码人模狗样地道貌岸然一下。但是这种犬儒主义的习性依然保留着,只是从「生存」的低层一跃到了「梦想」的高层而已。

在今天,如果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有人问你要报什么,可一定要想好回答。亲戚们在这一话题下的战力,不亚于七姑八姨过年对单身三表舅的围攻。这个时代,如果是男生,最好回答说自己要学金融计算机之类专业,赚大钱养家糊口;如果是女生,最好回答说自己要考师范,以后当老师,相夫教子。当然了,无论是男是女,都可以说自己想去国考当公务员,为国效忠。若是这么回答,亲戚们大多会投来认可的目光,夸奖说「真是好孩子,懂事啊」。假使有半分偏离——比如说自己想学物理,又或想去当炼钢工人一类,一旁的亲朋好友都会十分惊诧,目瞪口呆,一副目送勇士上刑场,「走好不送」的表情,多心一点的,可能还会语重心长地问你:「学了这科,以后你能做什么呀?」

这是个好问题。

我们从小被设定好了「高考」这个远大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口若悬河的七姑八姨都知道,高考不是「梦想」,高考报的志愿才可能是梦想,除此之外,改善生活之类可实施的行为也可能是梦想。理所当然的想法是,报的那个志愿,大概就是你的梦想吧,而「梦想」又显得太过神圣,仿佛会把人的一生抽干,将所有的剩余价值榨取得一分不剩。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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