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竞争限定范围迷思一则

看了PragerU一个月前的一个视频和对应的采访。

Selina Soule是Connecticut前五水平的女运动员,本来作为热爱体育勤恳训练的体特生从小顺风顺水,靠州冠军身份拿个奖学金上大学问题不大,结果18年突然杀出来两个mtf和她比赛,从此之后全州的冠亚就都被这俩mtf包了。Soule愤愤不平,把mtf竞争对手告上法庭,宣称对方破坏了公平竞争。

视频里,Soule提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美国最强女性田径运动员400米能跑到48秒,全美每年有300个男子高中生能跑到这个成绩。她以此为例,认为让男性运动员和女性运动员同台较量是不公平的,而mtf运动员在生理上实质是男性运动员。

我首先想到的问题倒不是如何界定性别认同,而是:那怎么才算公平呢?反性别歧视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考试和求职可没有区分性别赛道,大家为其中的潜规则和明规则争吵不休。有些东西似乎分不分性别赛道都亦可,比如Queen’s Gambit里Beth前往莫斯科比赛期间,旁白解说员也提到,当时自诩女权进步的苏联,其“最强女棋手”也只是在象棋女子组比赛里最强,不和男子比赛。如果单论竞技比赛,规则还算灵活,人们似乎并不在乎一些先验的公平设想,只是希望最终比赛结果好看就行。如果mtf一直在碾压所有女人,那可能允许她们参赛的规则也会慢慢修改。

但有些制度就是提前设计好的,而且利益极度相关。人们在对平等进行追求时,描绘的都是一些形而上的概念,很可能没有考虑到现有的既得利益者的意见。当仅仅依靠这些理念指导人们行动时,有趣的冲突发生了。让女人可以参加竞技比赛,是一百年前的女权,宽容人们混乱的性别认知的思想,是当代的女权。当代女权的获益者把一百年前女权的获益者打得屁滚尿流,逼得一百年前的女权人衣钵继承者——可能要拿不到奖学金上大学的Soule君——要和当代保守派合作维权,也是很美妙的场景了。

把这个事说得适用面更大一点,其实是个资源分配时如何区分赛道,平衡各方利益的问题。Soule在她的视频中指出,那两个mtf连全州级别比赛的预选赛都过不了,却能在全州级别的女子组比赛的决赛中夺冠。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北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这所学校里有很多在高二高三时转学来北京参加北京高考的外地少数民族考生,每年都有北京本土的家长向市教育部门投诉,要求取消他们的高考资格,认为他们不正当地窃取了北京学生理应取得的,优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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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馒头

早年逛知乎,看工业党为1G洗地时,常用到一个比喻。大概就是把中国工业化进程比作吃饭,改革开放后美国的技术和市场支援是让人有饱腹感的第五个馒头,而1G时期磕磕绊绊的基础设施建设才是先前吃掉的四个馒头。尽管从结果看,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是最后一步,但前面的积累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意义更重大。

且不说这个结论对不对,这个论述的思路非常有趣。它的意思大概是,某种事物的发展具有一种顺序的结构,违背这个顺序进行发展定没有好果子吃,至少在分析问题时,人们也应该考虑到因果关系是什么,不能片面地盯着最后一步看。

类似的理论还有马斯洛那套大家都听腻了的五个馒头,啊不,五个层次的说法。再比如一般通过国人最喜欢的教科书上写的历史唯物主义那套,觉得人得先有钱才能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等等。近年来,我观察到的可以应用这种思路的场景有不少。比如大家最喜欢起哄的两性关系话题:尽管网络空间上女性主义喊得很欢,但从结果看,尊重女性,精神共鸣,这些看似美好到了极致的想象不过是恋爱中的第五个馒头。很多女人只需要前两个馒头——基本的生存和延续保障——就足以被搞定了(李星星的故事狠狠地扇了食肉糜的都市丽人们一个耳光)。

这个思路同样适用于更广泛的统治的逻辑。弱者的悲悯不被认可,大家更多为强者的屈尊喝彩,没有伤害别人能力的人收起拳头是毫无意义的。体制的暴力机关在呼应庸众对正义的呼唤中获得合法性。毫无疑问,“正义”这样的上层建筑也是那让秩序得以成立的第五个馒头。使用暴力的人,是强壮的;掌控暴力的人,是强大的。只有贵族才会教孩子从小要有绅士精神,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生来就拿着那前四个馒头。

——但是,如果贵族变成穷讲究的落魄贵族了呢?在这一思考下,我担忧起当代赛博朋克化进程中的一个现象:假装自己吞下了第五个馒头变成了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人人都可以悲悯他人,人人都可以共情名士,人人都可以追求极致的精神和谐——尽管我们的肉身和它的生活是那么真实地孤立而衰弱(被扒出来的在八平米的出租屋里指点江山的国师大V还少吗?)。以前大家都是抱怨上等人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反倒是下等人吃起赛博精神肉糜来了。

大学生数量增多,网络连接遍地,从中心地带发出的标准生活方式与道德水准律令也传递到了边缘人的耳中。但那毕竟只是一段话语。倘若秩序洼地的人也不幸地在此共情,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永恒的认知失调,折磨。最后只会发出一些什么“高房价毁了爱情”之类意义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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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科学——由COVID-19疫情、GFW和大跃进想到的

瘟疫时期的参与感

搞笑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我家小区封闭了所有其他的大门,仅留下四个出入口。每个出入口都有专人把守,他们是当地社区的居民,大多已经退休。小区给每家每户都发放了和个人身份证绑定的出入证,要求在进出时出示。

上周,我去小区内的杂货店购物,没有戴口罩。结账时,平时一贯和善的老板娘皱起了眉,告诉我“如果你下次再不戴口罩,我就不让你进来了”。看得出来,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瘟疫忧心忡忡,她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而我是那个不听话的捣蛋鬼。

杂货店门口

实际上,在空旷的地方,病毒的浓度很低,并没那么简单让人患病,完全没必要戴口罩(这话不是我说的啊,是钟南山说的,觉得有毛病请去找他)。反之,在病毒高浓度的危险地区,就算是完全配备上荷枪实弹的防护服,也难免在什么地方遭受攻击——武汉的医护人员就是这样,遭到了大量感染。假若真的置身于高危地区,那一个人也都逃不掉,和口罩关系也没那么大了。

疫情初期恐慌式的抢购热潮就是这么可笑。控制瘟疫的最佳方案是普通居民不要出门,减少人流量,隔离已有病例,把敌对势力扼杀在萌芽中。因此,最重要的防疫资源应该留给奋斗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这样效率最高,这也是让他们免遭牺牲的最好办法。当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如今,西方国家也在复刻这一幕,当地华人对此最为敏锐和同步,率先抢夺了异族人的口罩供给。购买口罩变成了一项时髦的运动,我总觉得,这件事的参与感远大于其实际意义。

但总之,现在去哪都需要口罩。去超市要戴口罩(好吧,人确实多)、去理发店要口罩(而且他们一次仅为一人提供服务,天哪)、去麦当劳也要口罩(这太可笑了,你们都取消堂食了,一个小时能有三位顾客光临就不错了),甚至有些地方(比如麦当劳,干!)还要求过往的人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如果不戴口罩出门,也许并不会遭到过分的强制措施,但你会被认为是社会的异类,顽冥不化的敌对分子,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排挤。

当我和懒得戴口罩的父亲买完菜回家,经过出入口时,趾高气昂的大爷大妈们露出了兴奋的表情,指出他做得不对,“你以后出门可得戴口罩啊!”,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参与一场史诗般的战役,发挥着自己对集体的余热。

参与感,大家都很有参与感。

口罩成为了事实上的通行证,一切最终归于愚蠢的形式主义。这也很正常,对不懂科学的大众来说,他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层保护自己躯体的纸被糊在了口鼻上,让人安心。

但是,懂科学的年轻人就一定能做出“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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