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归档： 2021年

注：原文2021年11月19日刊载于纽约时报摩登情爱（Modern Love）专栏，标题为He Cared About Me, So I Broke Up With Him.

当你习惯了过山车式的糟糕的亲密关系时，就很难相信任何其他类型的可能了。

大卫说过，他那时是从我的肢体语言里读出的我对他感兴趣。我当时在一张木制长凳上，两脚缩在身下，手臂放在靠背上，把脸朝向了他。他当时背着双肩背，和我聊着斯塔兹·特克尔，问我要不要管他借琼·狄迪恩的《散漫地步向伯利恒》。

不过，他误读了我的肢体语言。我当时并不是在表达对他的兴趣。真相是，长凳弄疼了我，因此，为了能坐着舒服一些，把身子转向另一边是我仅有的选择。这其中的原因是我身患的疾病——埃勒斯-当洛斯综合征，一种令人痛苦的先天性结缔组织疾病，还有自主神经紊乱，这种病影响了我坐立、消化和温度调节能力——因此，对我来说，很多姿势都会招致疼痛，或者最多只能忍着坚持一两分钟。

那天，和大卫一起笔直地靠在那条木板上，我的肋骨被推到了一个不舒服的位置上，开始疼起来。我淤青的骨盆在那坚硬的表面上震颤起来。转过身去，这样我的体重就能尽可能地落在屁股上脂肪比较多的部分上，我就可以用我的手臂把身体从这根木头上稍微抬起来一点。

那是六年前了，在加州的伯克利，我是为了它宜人的气候而搬到那里去的，这对缓解我的症状有帮助。那天天气很凉爽，而他穿了好几层——T恤衫、法兰绒衫、毛衣、夹克、围巾还有帽子。我在T恤外套着一件长开襟羊毛衫。

当看到我的手变得青紫时，他把自己的围巾脱下来，套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开始讲起坐湾区捷运时遇到的一件恐怖的事，我讲到一半，特别提起整件事可能完全都是我自己的错，因为我坐在一个里面的座位上，留下了靠走道的空座位，给了骚扰者可乘之机。

他在这里打断了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道，“都不是你的错。”

是我先讲起的这段都市日常生活轶事，然而之后得到的回应却有了转机。他在关心我了。他当时在专心听我讲话。

几周后，当我们在奥克兰一起吃鱼肉塔可时，我对他讲了我的残疾。我遭遇到的晕眩和恶心，以及我后备箱里的轮椅。他弯下身来，记住了所有的细节，眼眶里涌满了泪水。

又过了一个月，他载我去了一间音乐工作室，在那里，我和我的好朋友娜塔莉的狗，还有一本《一间自己的房间》一起蜷在一张皮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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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文2021年9月10日刊载于纽约时报摩登情爱（Modern Love）专栏，标题为An Anxious Person Tries to Be Chill

剧透：并无作用（直到她放弃保持冷静）

在戒酒后的第二年，我和我的邻居坠入了爱河。我那时27岁，做着广告文案工作，住在西村社区的盖伊街上的一间工作室公寓里，那间房子恰能放下我的那张加州国王床，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放不下了。他住在街对面的一间更大一些的公寓里，那里有早间明媚的晨曦和成群乱窜的老鼠。

一个午后，他看到我坐在他公寓的门廊前抽烟，就也坐了下来，他看上去像个年轻时的保罗·纽曼。

我们聊了好久，我了解到他拥有一家当地的餐馆，以及刚和女朋友分手。最终，我们去到了他的公寓里，在那里，我们亲吻，直到感觉整个城市里好像只剩下我们和他墙上的老鼠还醒着似的。

后来他送我回我的住处，那时已经是午夜了，我心里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婚礼一定要办在盖伊街里。我当时还在盘算着，当他把手放到我的肩上时，需要办什么类型的城市许可才行。

“我真的很喜欢你，”他说，“但餐馆的事很忙，我想说得清楚一点，我现在并不想进入到一段关系里。”

我在街灯浅黄色的光亮下看着他，做了那件许多充满希望的单身人士都曾做过的那件事：我撒了个谎，希望自己接下来说出口的这句话是真的：“我也一样，没打算搞那么认真的。”

他的表情放松了下来：“那太好了。那，我们就先保持冷静吧？”

我笑了笑：“我是个非常冷静的人。你会看到的。”

他并没能看到。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长达两年的拉锯战。他不会做出承诺，而我也不会接受他这样。我用尽了自己的浑身解数来让他成为我的男朋友：我对他勾引，诱惑，哄骗，谈判，发火。最终，这一切都改变不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一致的事实。

我们并没从这场不匹配中放过自己，我们反而似乎因此而绑定在了一起。我们每次决定再也不要见对方时，我们中总会有一个人最终整晚都亮着房间里的灯，知道对方会走在楼下的街上看到，然后发来一条自己要进门来的消息，重启这个循环。

这是我第一次清醒地坠入爱河，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但实际上，我当时是在重复着一个熟悉的模式。我是在追求父爱的过程中长大的，我的父亲，他和我的邻居一样，时而深情，时而缺席，没有定数。

现在，我正在以同样的热情追求着我的邻居。他越是想要更多的空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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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工作报告的主题是神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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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一方面深刻理解其中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震惊于中国年轻人扭曲的婚恋观：谈情说爱享受都市生活时搞后现代原子化个体消费主义市民文化纵欲那一套，等到了谈婚论嫁时又回归到前现代必须门当户对嫁妆彩礼都到位才觉得不丢面子那一套——贱不贱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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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无法克服自身的性格缺陷或邪恶特质，那就为了达成目标，不择手段地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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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平原上的娜拉》的读后感，如果还没有读过，可以先看看这篇特稿。同时也可以参考播客随机波动针对这篇报道做的一期节目。特稿原文写得很好，文字本身就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

在都市丽人们的想象中，刘小样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比较凄惨的形象。她拥有相较身旁的邻人更加广阔的思考和表达能力，也有学习新知识的欲望和一定的行动，但几十年来却局限于自己的母职，没有真正地彻底走出过关中平原。

且不说刘小样本人的遭遇应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单是“农村”两个字，在都市丽人眼里就已经与正义的弱者的形象划等号了。更何况，这位弱者还有着和她们类似的趣味和心境，简直是绝佳的共情对象。一定是有什么敌人导致了这一切：父权？资本家？城乡二元？

不过，以今天的我的见识思考，我就不会只发出这类二元对立式的感慨了。现在我的习惯是，一定要尽可能弄清一段故事中，包括作者在内的每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和思考模式。只有这样才有价值。

在我眼里，真相或许和都市丽人们浅薄的同情与谴责恰恰相反，刘小样和她的丈夫王树生（特稿中采用的化名），本都已是非常优秀而有成就的人。《平原上的娜拉》原文中提到，刘小样一家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村里的榜样。王树生17岁出门做生意，26岁从兰州回家，90年代那会儿，他们一家是村里最现代最富裕的家庭。而刘小样对子女的悉心照料与培养（她的两个孩子最后都上了大学，移居到西安），以及她个人在语言学习上的天赋，更展现出了她相当高的个人水平。毫无疑问，她和王树生，在当地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人杰。

更无法让人把这一切甩锅到“父权”之类抽象敌人上的原因是，王树生是真的爱他的妻子，他从未反对过妻子外出闯荡，只是觉得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毕竟，事实就是，在数次探索后，妻子的烦恼反而与日俱增。何苦呢？

当地人必然无法理解刘小样的苦恼，只会把她的情绪当作是一种凡尔赛——如果他们会用这个词的话，一定会这么表述——你家庭富裕，夫妻恩爱，婆媳和睦，儿女双全，甚至都已经学会外面的人说的话了，就连外面的人都把你当人看了，你还有啥不满足的？

但我也并不觉得这只是个庸俗的，所谓“眼高手低”的故事。

在这篇特稿推文文末附上的视频里，家喻户晓的央视主持人张越平静、坚定而慈祥，她循循善诱地引出刘小样说出了她希望对方说出的话。今天的我看到这一幕时，一种中产阶级看动物园猴戏的映照感油然而生，让我有几分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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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二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的延安一样，西方自由左翼那套话语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接受西方化教育的年轻都市女性中颇有吸引力：人权平等，经济再分配，女性权益，少数族裔，性少数平权，环境保护，等等。她们敏感而温柔，这些西方中心话语下的人类命运超前沿议题的粉红色气泡接纳了她们的童年创伤，为前往向往的公义彼岸提供了饱含希望的道路。

这是这个圈子里的标配：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谈笑风生，做全球公民；时尚的打扮，多元的审美；认识的圈里人多，能组织起活动，比较有见识，就受人尊敬。

回国之后就幻灭了。

改造社会的理想和市场运作的机制是两个东西。读了个文科的本科或硕士的留学生，归国后文化资本变现的途径，总是显得很不体面：一般来说就只能写狗屎公众号搞知识付费了。可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消费超前沿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再加上这几年来西方普世价值在主流话语中的式微，这些东西更变成了小圈子自嗨。更不要说依赖关注度的行业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性质：非头部的工作者，就没那么被社会需要，卖的东西更下沉了。这和他们显得有知识有气节的那种风格又是一大落差。

这种痛苦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市民文化圈的同温层里。然而，中国市民阶层的规模限制导致了中国有一定质量的自发产生的市民文化一直发展不起来。十二亿底层爱看吴京和贾玲就行了，也不在乎什么梁文道和陈丹青，对蒋方舟的理解也就是一个拿日本人钱的走狗。

各个圈子都有他们圈内人才会关注的，但是是圈外人一听就觉得很无聊的东西；甚至，一个圈子的人，会通过某种规则构建起鄙视链，很瞧不起其他圈子的人。我想象中文化传媒行业应该是一个可以打破这种每个圈子各自折叠的行业，但似乎传媒人也很沉迷于他们的一套话语和文化。尤其是有过留洋经历的人，他们的关注点总是和中国真正流行的社会议题相去甚远。结果发现，反而是做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之类的人，水平会更高。市场经济的原理依然奏效，自闭没出路。

这样的年轻人在最聪明的年华，被一些进步的前沿理念吸引，但是不懂市场运作的法则；只在意批判权力，却不敢触碰权力。一方面觉得自己能靠加入NGO发发小作文改善社会，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能力强本应赚到钱让自己独立生活做新时代独立女性。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追求并不符合客观规律：拜托，又不是你当了拯救世界的英雄就要给你发房子。至少，我找不到实现它的路径。（登子哥也没有余粮了啊！）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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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奇想把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系列中英文版都下载了下来，快速翻看了两本译本，就感觉，还是比今天的网络知识付费好看一点。如果是中学时候，我爸不许我玩电脑，每天闲得发慌，我应该会拿着kindle或者ipad把这个系列所有都看完（当时因为这样看完了东野圭吾和刘慈欣全集）。

现在我更强了，我学会了自己搜资源。当代社会娱乐资源丰富到不掏钱就能爽一辈子，然而大家还是抱怨自己因为贫穷而没法跟上时代。

很多人学生时代培养起的爱好都是码字画画之类的小创造，可能需要再复杂一点设备的，就是轮滑和弹吉他之类的。码字和画画大兴其道，有一主要原因是它便捷又便宜，随便拿张破纸就能搞。就算是要置办一些器材，根据我当年的经验，全套的实体画画设备可能也就几百块钱；在中学生眼里这是笔巨款，可实际上也就那样。只不过，家里人为了避免你走上某条路，可以想出各种理由不提供投资。

我还听说过很多人被家里按头逼着学钢琴什么的——钢琴可比上述这些东西贵多了。但是一旦上面的大人物们觉得这件事有意义了，那哪怕倾家荡产烧掉多少钱都值得。正所谓人只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所以，爱好省不省钱败不败家这事纯粹是个伪命题，价值是主观的，世界上根本没有几个人的消费称得上是算数意义上的理智——这种理智是资本家才需要考虑的事。普通人作为这个体系的降虏，烧掉自己愿意消费的钱，那钱就确实以另一种形式陪在了自己身边。

只是，从我个人偏好讲，我到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弹钢琴就比码字画画上等。客观视角：从花掉的钱的数额来说，的确存在可用做差比较法得到的大小关系。经济学的原则是稀缺性，稀为贵。所以制造稀缺追求稀缺本身就是一种象征着生命活力的行为，是权力关系本身的象征。一位中学同学曾和我吐槽说，他有一位罹患多种精神疾病，不善与人交往的舍友，总是随机地做一些让其他人摸不清头脑的事情，他觉得，这人的目标是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他去美国交换留学，又向我吐槽，他的黑人室友整天都在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他猜，对方的目标可能是随机地做一些事情。这个道理也可以放在我们身上，即使资源如此丰富，我们依旧感到了痛苦，这说明，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消遣娱乐，我们的目标是在消费后让自己变得贫穷，然后抱怨自己贫穷，让自己感到痛苦。

不告别这种要把钞票都扔到某个消费终端里的想法，那永远都会觉得自己贫穷。但正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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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一次讨论自杀已经过去五年了。如今，我离开了校园，很难再亲眼见证身边的自杀。不过，自写完那篇文章后，我几乎是一直在和想自杀的人进行融洽的日常交流。春天是适合自杀的好日子，我们再来聊聊自杀。

这五年来，我阴差阳错地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奇人异士。他们拥有或曾拥有过抑郁症（depressive disorder）、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依赖型人格障碍（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gender dysphoria）中的一种或多种状态的累加。以上内容均可按照DSM-5进行检验，被当地具有执照的医师确诊。与本文主题相洽，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过自杀的念头，而且不少。幸运或是不幸地，我目前还没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自杀。

经常性地和这帮哥们（尽管其中多数都是女性）打交道，可想而知，我的日常生活被搅成了什么样。一想到他们曾如此这般地麻烦我，我就觉得有自杀的念头不是个好事，这说明自杀会麻烦别人。仅这一条，就是一个很大的驱动我不自杀的理由了。

当然，对我这样一个和这些边缘人士浸泡了够久的家伙来说，仅仅这个解释很难完全说服我。

自杀的人往往有一种对身后名的奇妙想象，会写下一番动人的“最后的话”。除了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不要为自己悲伤（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并反复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强调自己这次自杀和最喜欢的男孩或者女孩完全无关（当然，结局也大概是完全的隔壁王二不曾偷）以外，我们常看到有人说，希望后人要如何处理自己的尸首，甚至就连自己死后会引起身边人和社会上其他人什么样的回响都计划好了。

作为一头无神论的畜牲，我不太信这个。我总觉得，活着的人永远不会懂死亡。因为对每个人来说，自己都是不朽的；他也许知道自己将要死去，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死去。如果我死了，那我就不是我了，也自然就没什么再去继续安排“我”的事情的价值了。五年前我也说过，我甚至觉得，自杀也是一种自由，我猜，与其说是痛楚，自杀更可能是一种对解脱痛苦的强烈渴望。既然是解脱，那还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

大约半年前看到一个新闻，一个被请家长的母亲在学校的楼道里扇了自己儿子几耳光，学生在楼道里站着，郁闷了一会儿，然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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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标题为Life is Short，2016年1月发表于Paul Graham的个人博客。

众所皆知，人生苦短。我小时候曾对此充满了疑惑，到底是人生真的很短呢，还是说，我们只不过是在抱怨人生的有限性罢了？假如寿命翻个十倍，我们还会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吗？

既然这个问题看上去没什么答案，我就不再去想它了。后来，我有了小孩，我终于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而答案就是，人生真的很短。

养小孩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时间，这一连续量，是如何变成离散量的。你只能在孩子两岁的时候陪他度过52个周末。而在他还信圣诞老人的三到十岁期间，你也只能给他带来8次圣诞礼物的体验。你没法说时间这样的连续量是多还是少，但要是说到8这个数字，可就不算是什么太多的东西了。比如你手里有一把花生，一共8颗，或者书架上可以选的书有8本，不管你的寿命是多少，这样的数量都显得太有限了。

好吧，所以，人生是真的短。知道不知道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对我来说还是有区别的。这意味着，“人生苦短，及时××”之类的句式的说法非常有说服力。这并不是说人生太短，以至于不适合做某些事情。这种说法可不仅仅是苦恼的同义词。如果你发现自己想到了对做某事而言人生过于短暂的话，那你就应该尽可能地把这件事从你的人生中拿掉。

当我问我自己，我发现了对做什么事而言人生过于短暂，那第一个映入我脑海的词就是“狗屁破事”。我知道这个答案有点在语意上重复了。毕竟“狗屁破事”的定义基本就是那些让人生显得短暂的事。毕竟，这类事情的特点很明显：它们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是我们宝贵生命中的垃圾食品。

如果问问自己，曾在这些无用之事上花过多少时间，你心里多半是有个答案的。没必要开的会议，意义不明的争吵，官僚作风，装逼作秀，给别人背锅擦屁股，交通堵塞，让人上瘾却没什么回报的消遣活动。

这些东西通过两种方式进入到你的生活里：要么是强制性的，要么是骗你上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你必须忍受环境强加给你的没用的玩意。你需要挣钱，挣钱就少不了跑腿的活。的确，这是供需关系决定的：某项工作的报酬越高，人们就越愿意把自己贱卖给这份工作。不过，这也许是强加于你身上诸多破事中最没那么没用的一个了。总有那么一批人选择离开默认的苦差事，去一个传统意义上讲机会更少，但生命感受更加真实的地方生活。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常见了。

你也可以在不离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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